明朝司礼监秉笔太监和内阁首辅谁的权力大

首先明确一下，在大明十二监中，以司礼监权势最大，几乎大家耳熟能详的妖孽，皆出于此。
在司礼监中，又有掌印太监、秉笔太监和提督太监等等。
在这些人里面，最有实权的是掌印太监，设一人；
秉笔太监权力次之，设有若干名。
假如把司礼监看做一个公司，掌印太监就是总经理，秉笔太监就是副总。
掌印说白了就是负责盖章，无论是御批还是圣旨不盖章就是废纸，盖了章就是天大的事情，这个权力在掌印太监手中，他是最后一道审查人员，过了他这一关，就正式生效了；
秉笔太监是负责批红的，就是把皇帝的想法写出来，有点秘书的意思，他虽然批完了，但是也没法生效，得等着掌印太监把皇帝的印章盖上去才行。
历史中的王振、刘锦和冯保等人都是掌印太监，而出名的秉笔太监貌似只有魏忠贤一个。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太监头都是司礼监掌印太监。
我们接下来就讨论一下掌印太监和内阁首辅谁的权力更大。
大明的特殊制度明朝与其他朝代不同，它完全废除了宰相制，把所有权力都归于皇帝一人身上。
这里面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是工作太繁忙了，大多数皇帝根本吃不消；
第二是没了宰相，百官在处理政务上谁拿主意拍板。
总不能各个衙门一窝蜂直接向皇帝汇报吧？
针对这两方面的问题，明成祖朱棣成立了内阁，让他们辅助自己理政；
后面的明宣宗朱瞻基给了司礼监充分的权柄，让他们制衡文官集团。
从此以后，内阁首辅被称作“外相”，而掌印太监则被唤为“内相”。
谁的权力大？
从制度上去看，两者本来就是互相制约的，只是权力各有侧重。
总体看，双方实力相当，几乎是一样大。
因为无论哪方有不同意见，这件事也干不成。
内阁有权利把盖了章的批红驳回，司礼监这群妖孽能假传圣旨制裁百官（前提是皇帝默许）。
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双方能打个平手。
皇帝也可以从中制衡，让宦官制约文官，同时宦官需要依附皇权，这样无论哪方都得听皇帝的话。
假如这种平衡被打破就会造成一方被另一方消灭殆尽，这也是皇帝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谁更占上风？
虽然双方实力相当，从制度规定上，谁也奈何不了谁，但是双方总会有一方更强势一些。
从与皇帝的亲近程度看，一定是司礼监掌印太监更受信任，自然做事也更占上风。
通常能做到掌印太监的人，都是皇帝身边的老人，他们伴随皇帝从小到大，每天陪他玩、伺候他，朝夕相处中建立的感情，自然比外臣要深厚太多了。
从明朝的历史中也能看出，几乎所有的内阁首辅都会忌惮掌印太监几分。
拿最有实权的一代名相张居正来说，他当首辅的时候，皇帝才10岁，可以说是权倾天下。
他曾经向同僚骄傲的说“我哪里是辅政呢，我就是主政嘛！”，这话有点大逆不道，不过足以说明这位大明首辅的权势，那可是连皇帝手板都敢打的猛人。
尽管张居正如此飞扬跋扈了，但还是不得不与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维持良好的关系。
张居正对待政敌可以做到看谁不爽就直接打谁板子，但对冯保却是礼遇有加，丝毫不敢流露出文官对太监的鄙视，而且两人是平辈相交，张居正也不会因为自己的能力而对冯保盛气凌人。
连张居正对待司礼监掌印太监都是礼让三分的，何况其他时期的首辅呢？
大明国祚276年里，张居正已经是最牛的首辅大臣了。
结语大家一直有个误区：认为明朝皇帝宠信太监，而这个观念是完全错误的。
其实任何朝代的皇帝都宠信太监，只不过明朝太监有合法参政权，所以更显眼一些。
比如清代，表面看对太监约束的很严，但他们依旧是皇帝最信任的群体。
无论是勤政的雍正皇帝，还是菜市场大妈慈禧老佛爷，他们身边的太监总管地位都非常高，那些大学士、中堂们，都不得不巴结他们。
再举个例子，皇帝出行的时候，围在皇帝身边的从来不会是御前侍卫或者禁军这些个糙汉，而是一群翘着兰花指的太监。
这说明皇帝是把身家性命的最后一道保障交给了太监们。
你说皇帝最信任谁呢？
答案不言而喻了吧！
参考：
围绕在最高权力附近人物的权力大小是变动的，里面固然有制度因素，但更多是个人私交因素。
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1、制度因素一般而言，主要集中在票拟与批红权。
也有许多解释，但解释的多数都比较绕。
举个例子：辽东巡抚甲给朝廷写了一封奏议，到了通政司，然后到了司礼监文书房，事情比较重要，司礼监不能直接给六部发文。
就把文件给了内阁，内阁看完拟定了意见，这就是票拟。
意见是“具体兵部拿来意见，关于意见的都要汇报”。
兵部从六科抄出，兵部尚书赶紧让具体职能部门赶紧把这个写好报上去。
毕竟都察院要考核。
（票拟与批红）报上去后，内阁在此基础上确定，然后给了皇帝，皇帝阅览后。
司礼监负责把内阁草拟的意见抄上去，并去盖公章。
请示到发文需要转化，大体就是如此。
从制度上看会发现，内阁和司礼监都是皇帝办公室的组成人员，一个负责收发文件、写好皇帝意见与盖大印；
一个负责草拟意见与六部对接办法。
（玉玺）2、个人因素在常态下，这个过程中，内阁占有很大的作用。
所以在两套文书体系中，巡抚甲除了写了公开的奏议，还会写一份书信给内阁，把自己的意见给附上去，求通过。
（内阁、司礼监其实很熟）因为皇帝办公室的缘故，内阁、司礼监都是皇帝的老熟人，内阁是皇帝东宫的师傅，司礼监是东宫有文化的太监。
在东宫他们就比较熟，业务上也不会太大矛盾。
毕竟在大明朝做官先做人，面上都很和气。
当然也会出现斗争，比如在刘谨时期，皇帝就是信任他，孝宗留下的内阁与司礼监成员都会被撸掉。
比如魏忠贤时期，皇帝依然信任老师孙承宗，但对东林士大夫很难信任。
在张居正时期，内阁、司礼监配合的很好。
（张居正冯保是老铁）许多人以为内阁与司礼监合起来就会架空皇帝，其实这就图样了。
在明代将军们的工资，发的从来不是国库的钱，发的是皇帝自己的金花银，皇帝是军队的最高统帅，任何人很难染指军权。
（五军都督府）总而言之，在基本的流程中，内阁相对占据优势；
在个人关系中，谁和皇帝近、获得皇帝信任，谁的实权就大。

说起来，当然是内阁首辅大臣权力最大。
秉笔太监的实质，只是皇帝用来作为和内阁的缓冲。
明代的权力大体是内阁处理政务，在政务的奏折上写了自己的处理建议。
皇帝看到奏折后，可以否决内阁的处理建议，也可以完全按照建议执行。
无论如何，奏折必须有皇帝批准，才可以实行。
也就是说，皇帝有最终的决策权。
但是，这个制度也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实际上政务是内阁在处理。
自然，如果皇帝是朱棣、朱元璋这种明军，有没有建议区别不大，皇帝可以自己处理。
不过，如果皇帝能力较差，这种制度就很好。
内阁是官吏的精英，尤其首辅大臣基本都是经验丰富、能力很强的大臣。
皇帝完全可以按照内阁的建议来决策，等于是这些大臣来处理国家政务。
这可以保持国家的稳定，不会出乱子。
所以明代有很多时期，皇帝比较昏庸，但国家政局还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内阁的功劳。
但是，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内阁大臣和皇帝直接接触，会出现政务上的争议。
由于皇帝具有最后决策权，可能存在否决内阁决定的情况。
而内阁这些大臣相对来水，政治能力是比较强的，尤其面对年轻皇帝更是要强出一截。
这样大臣和皇帝长期意见相反，会互相敌视，大臣认为皇帝能力不足，皇帝认为大臣有私心。
久而久之，就会出大乱子，大臣们甚至会和皇帝激烈争斗，搞得不可收拾。
这种情况下，出现了秉笔太监。
秉笔太监其实就是专业背黑锅的，作为大臣和皇帝的缓冲，避免直接冲突。
秉笔太监的权力完全是皇帝赐予的，随时可能收回。
他作为皇帝的代言人，太监可以拥有似乎很牛逼的权力，但都是虚的。

参考：
很多明粉特别喜欢明朝，说什么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等等。
不过我对明朝的评价一直不高，天子守国门是于谦的功劳；
崇祯帝最后上吊是性格问题罢了。
明朝作为华夏历史上最专制的朝代之一，给我们民族的进步和发展制造了巨大的障碍。
开国皇帝朱元璋由于其出身原因、性格原因以及太子早逝的问题等等。
这哥们直接废除了丞相制度，大权一个人独揽了起来。
这才导致后世出现了司礼监秉笔太监负责批红、内阁首辅负责拟票这种制度。
以前的历朝历代都是丞相负责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皇帝负责最后定夺的。
我们在分析司礼监秉笔太监和内阁首辅的谁权力更大一点之前，先看看为什么我说明朝不靠谱呢？
明朝的不靠谱是多方面的，我来简单地分析一下吧：1、朱元璋全面地收紧了皇权，从此以后皇帝成了无所无能、无所不管、独断专行之人了。
以前的历朝历代中，皇权和相权是有不同分工的，相互基本不相干涉的。
这其实也是一种分权模式，这也给国家治理创造了一个稳定的体系。
2、朱元璋的一系列政策对后来产生了巨大的副作用。
例如：文字 狱、闭关锁国、黄册制度、程朱理学的发展等等。
明朝是历史上禁锢思想、禁锢群众行为最严重的朝代。
例如：户籍新模式，农民儿子还是农民、铁匠的儿子还是铁匠。
他们把阶层固化直接变成了法律条文了；
明朝也是历史上监管最严的朝代，锦衣卫、东厂、西厂这些特务机关非常发达。
3、明朝的皇帝大部分都不靠谱，给群众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例如：木匠皇帝、炼丹皇帝、胡搞皇帝等等。
4、明朝也是历史上制度最不合理的朝代之一，导致出现了无数权倾朝野的太监。
例如：9999岁魏忠贤大哥、刘瑾、王振等等。
讲句良心话，明朝真的、真的不靠谱，无论是制度模式、还是皇帝们都不咋地。
我来说说：司礼监秉笔太监和内阁首辅到底谁的权力大呢？
这种太监批红、首辅拟票是在朱棣以后才发展出来的。
朱元璋和朱棣两位皇帝，精力旺盛、工作能力强。
一个人把红也批了（拍板）、票也拟了（出方案）这两个事情都干了。
这两位大哥走了以后，后面的皇帝是一个不如一个了，干活的热情也不断地下降了。
于是乎，皇帝们把批红的权力给了太监、出方案的权力给了内阁大臣们。
这样就形成了三权分立的模式：皇权、监权、内阁权。
不过从整个明朝的历史来看的话，司礼监秉笔太监比内阁首辅要混得好多了。
我来举几个例子吧：朱祁镇时期的大太监王振就很厉害，他都能鼓动皇帝“御驾亲征”了。
不过最后出了个土木堡之变的结局。
明朝正德年间的太监刘瑾也是非常强势的，几乎在朝里面说一不二了。
其实最厉害的还是朱由校时期的太监魏忠贤了，这哥们俨然就是“皇帝”了。
魏公公在朝里什么事都管、什么事都负责，居然很多人给他修祠堂、当时魏公公比皇帝厉害多了。
明朝比较厉害的首辅就比较少了，唯有一个张居正算是“大哥”级的人物了。
可是当时的情况是：万历皇帝还很小、秉笔太监冯保又和张居正是合作关系、万历他妈李太后也是支持张居正的，这才导致张居正能够说了算的。
总体上来说，明朝整个时期中司礼监秉笔太监的权力都比内阁首辅要大的多了。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1、太监是半个男人没有家室，这样对皇帝来说威胁会小的很多。
例如：虽然魏公公能够权倾朝野，可是一旦崇祯不喜欢他了之后，只用几个月时间就放倒了。
这也说明太监对于皇帝来说更好掌控一点，也更加信任一点了。
2、司礼监秉笔太监一般都是皇帝最亲近的人，平时都是贴身服侍皇帝的。
这样的情况下，皇帝也就会更加喜欢身边人了。
例如：冯保就是陪着万历一起玩大的。
3、明朝皇帝有很多喜欢副业的，例如：喜欢做木匠的朱由校、喜欢“旅游”的朱厚照、喜欢炼丹的朱厚璁、喜欢闭关的万历等等。
这样的情况下，太监们作为皇帝的身边人也就“近水楼台先得月”了，内阁首辅有很多事要干，也不可能天天陪着皇帝胡闹哦！4、明朝有几个皇帝甚至是文盲级别的，例如：木匠皇帝朱由校。
这就给贴身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创造了独揽大权的机会了。
大家想一下，皇帝连内阁的意见都看不懂，还不是太监忽悠着说了算哦！总之一句话，明朝这种莫名其妙的的模式说到底还是皇帝不靠谱、皇帝模式不靠谱造成的。
最后我想说，这种奇葩的现象也只有在皇权模式下才能出现的。
那些明粉们可要回头是岸呀，明朝这种朝代早走人早好，没有一点值得怀恋的地方。

参考：
诚邀，如题。
其实明朝司礼监秉笔太监和内阁首辅的权力是平行的，谈不上谁大谁小，只不过太监经常在皇帝身边转悠，皇帝比较放心，自然平时的威势也就大一点。
小编理解的明朝制度很奇特，一件大事的决定流程是：内阁先就此事发出自己的建议，然后内阁首辅把建议给司礼监秉笔太监，再由这位太监把建议呈给皇上，皇帝觉得可以，就让司礼监秉笔太监去取笔批红，批复后再由司礼监秉笔太监把结果交给内阁，内阁交代六部实行，或者司礼监秉笔太监把命令直接交给六部。
所以我说司礼监秉笔太监与内阁首辅的权力是平行的，谁也大不过谁。

明初，朱元璋为了强化皇权，抑制中央政府权臣对于皇帝的牵制作用，他清除了丞相胡惟庸的朝中势力，之后，在中央政府的体制中废了丞相职位，并将原来隶属于丞相的权力进行分解，划归于六部；
同时，由皇帝直接掌控六部。
如此一来，在最高管理结构中，实际上是由皇帝兼任了丞相的职务，六部堂官直接听命于皇帝，朱元璋废掉了沿袭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
废除丞相制度对于明王朝最高统治者来所大大有利于巩固皇权专制，它以去除丞相官职来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使明王朝以皇权为代表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明显强化，把皇帝专制统治推向新高峰，中央政府的管理权更集中了。
与此相配套，朱元璋在地方政权上也实行相应的改变，他废除行省，设“三司”，分别掌管地方行政、司法、军政。
而这“三司”是朝廷在省里的派出机构，三者之间互不统属，“三司”将地方权力一分为三，互相独立又互相牵制，当地方上遇到重大事项需要决策时，必须由三司合议，再上报朝廷的部院做决断。
很明显，朱元璋这是为了加强朝廷对于地方政府的垂直管理权力，加强了由皇帝直接掌控的部院对地方政府的控制能力。
同时，为了培养了专制管理的官僚队伍，在人才政策上，实行八股取士制度，摆脱功臣对权力结构的影响，起用专业性官僚团队，强化朝廷对地方的专制统治和管理。
可是，丞相职位的空缺却也为皇帝带来一些麻烦。
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制度之后，皇权专制是得到了大大加强了，然而，没有丞相的辅佐，繁重的行政事务却使皇帝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六部事务繁杂，皇帝必须事无巨细地事事去管，在时间和精力上是不允许的，这便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弊病，那就是繁杂的政务挤掉了皇帝从事最高决策的时间和精力。
长期下去，皇帝必须由弥补性的措施来解决这一麻烦，于是，为了避免皇帝政务太过沉重，皇帝便把朝中处理政事的权力分担出去，分化给予他能放心的机构来代替执行。
如此一来，便有了外朝的内阁和内朝的宦官机构。
朝中不许出现“丞相”，皇帝便设置了“内阁”，分担部分的议政权，扮演秘书、顾问的角色，“内阁”设立之初，阁僚是没有实际权力的，只负责文字工作和提供咨询，起秘书、参谋的作用，所以，皇帝可以放心地让阁僚参议政事。
除了内阁之外，皇帝也把身边急需处理的一些内务和政务分摊给宦官机构，特别是分摊给司礼监去负责处理。
在明王朝，从永乐皇帝开始，皇帝对宦官比较信任，于是，逐渐把部分决策权和大部分监察权交给司礼监的宦官去代行处理，因而，司礼监的权力就大大加强了，从明宣宗开始，司礼监太监便开始揽权，之后，司礼监太监越来越嚣张跋扈。
那么，司礼监秉笔太监和内阁首辅谁的权力更大呢？
第一，明朝内阁的变化和它的权力。
明朝立朝之初，皇帝、大臣们都比较勤奋、努力，朱元璋在废除丞相职位之后，直接掌管六部，干得挺顺手的。
可是，朱元璋之后，继任的皇帝对于繁重的政务就越来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了。
显然，皇帝即便有三头六臂也很难自己去应付管理六部的繁杂事务。
繁杂政务对皇帝来说压力越来越大，于是，从永乐皇帝朱棣开始，便设立了内阁。
明成祖朱棣即位之后，便特派解缙、胡广、杨荣等进午门入直文渊阁，直接参预处理机要政务。
文渊阁便被称为“内阁”，内阁制度也从此开始了。
起初，内阁设置三个大学士，其中内阁首辅大学士是领头人。
内阁刚建立时，阁僚只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当时被没有赋予阁僚行政权力，所以，史书称：“阁臣之预务自此始，然其时，入内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
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
”总之，阁僚只是负责秘书方面的工作，不属于有权力的官员，不准插手管理各行政机构。
显然，内阁初建时，与丞相府有本质不同。
汉初，丞相（如胡惟庸等）在政务方面是不但拥有议政权、行政权，而且还拥有一定的决策权。
丞相在朝中的权力是比较大的，甚至有时还能否决皇帝的决策议案。
而明成祖成立内阁以后，只是让内阁的阁僚负责秘书、顾问方面的工作，并没有把行政权和决策权下放，决策权牢牢掌控在永乐皇帝手中，内阁最多只拥有部分的议政权。
此时，内阁的权力其实非常有限，行政权划给了六部，而阁僚无权干预六部，六部由皇帝亲自掌控；
而地方上设“三司”，由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分别负责行政、司法、军事，直接对上面的院部负责，阁僚们根本就没有插手的机会。
但是，内阁拥有了部分的议政权，而这一项权力起初不显眼，但后来却得到了很大的发挥，使内阁的权力逐渐增大。
内阁的议政权不要体现在“票拟”制度上。
内阁阁僚将自己议政的建议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奏章上面，这就叫“票拟”。
之后，“票拟”连同奏章一起上报给皇帝，由皇帝参考“票拟”的建议做决策。
皇帝用红字做批示，这称为“批红”。
显然，如果根据“票拟”的规定，阁僚们只是提供建议，只有议政权，既不能参与决策，也不能将建议付之于行政措施，只是起“参谋”的作用。
不过，“票拟”制度运作时间长了，便出现了变化。
在强势的皇帝面前（比如明太祖朱棣），内阁只是秘书、顾问机构，可是，当皇帝对阁臣很信任，并且皇帝不是那么强势和有能力时，阁臣们在“票拟”的时候就会提出一些有坚持性的意见，这会影响皇帝的决策，“票拟”可以带有倾向性的，而这就是一种无形的权力，朝中大臣们为了让阁臣在“票拟”时表达有利于他们利益的意见，就巴结阁臣，求他们在“票拟”时表达他们的诉求，阁臣的权力自然就越来越大了。
朱棣画像更有甚者，当皇帝治政能力比较弱，或者政务特别繁忙，或者怠政懒政时，就不重视对于阁臣“票拟”的考究和审核，经常会按照阁臣所“票拟”的建议而做决策。
而当内阁规定由内阁首辅大臣把关阁臣们的“票拟”之后，内阁首辅就掌握了“票拟”的议政权，而“票拟”的建议若皇帝照准“批红”，依内阁的建议而做决策，内阁首辅显然就拥有了“准丞相”的影响力。
所以，明朝在明宣宗朱瞻基之后，内阁的权力越来越大，在弱势皇帝的朝代里，内阁首辅的权力一点也不会不输给丞相，如明神宗时期的高拱、张居正等，其权力不会输给明初的胡惟庸。
第二，司礼监权力的扩大以及它对于内阁的牵制和制约内阁权力扩大了，但是，明代皇帝一直在千方百计削弱外庭（丞相府、内阁）的权力，担心外庭的阁臣们架空皇帝。
当内阁首辅拥有了丞相的某些职权，他在行使议政权时，就会利用“票拟”的权力侵占部分的决策权和干预行政权，干一些原本秘书、顾问不该干的事。
此时，皇帝便提升了内廷司礼监的权力，使其对外庭的内阁进行牵制和制约。
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和掌印太监常常是皇帝最信任的人，他们经常能代行皇帝的某些权力，比如，代替拟定决策意见，寻机左右皇帝决策；
再如，利用所掌控的信息通道，或选择隔离信息，或选择有利于自己的信息上传，甚至还假传信息等；
又如，代皇帝行使监察权，派员对中央及地方官员进行侦查监督等。
司礼监太监是皇帝身边的人，随时可以向皇帝禀报各种信息，并有机会干预官员任免等。
朱元璋建立明王朝之后，便建立起宦官制度，虽然明初严格制止太监干政，但是，宦官机构的设置一直在增强，人员数量一直在增加。
明太祖朱棣在“靖难之役”中得到过宦官的帮助，所以，在他即位之后，宦官机构起了很大的变化，宦官开始担任一定的职位，并充当皇帝的耳目。
明代的宦官机构及职官设置在永乐朝基本形成定制。
从成熟的宦官机构看，设有“二十四衙门”和“十二监”“四司”“八局”，以及其他的宫廷服务机构，如内府供用库、司钥库、内承运库、广盈库、广惠库、广积库、御酒房、御茶房、牲口房、刻漏房、更鼓房、盔甲厂、林衡署、织染所、安乐堂等。
司礼监是内廷中掌控着最高权力的机构，它既是宦官二十四衙门中的首脑机构，又是整个宦官系统中权势最集中的机构。
明朝司礼监掌控着权力运行中的三大关键职权：一是批答奏章，传宣谕旨的职权。
此为司礼监的核心职权，有了这职权，司礼监成了皇帝便有了代行决策和下发旨意的权力，作为皇帝身边的辅政机构，司礼监掌控御前信息的上传下达，内阁“票拟”的上呈，皇帝“批红”的下发等，都要经过司礼监，而外庭高官和封疆大吏要进军要觐见皇帝，也需要经过司礼监的导引，这一职权是很大的。
二是总管有关宦官事务的各种权力。
司礼监不但是各种宦官机构的首脑机构，位列“二十四衙门”首位，而且，宫中整个宦官系统皆由它来掌控，司礼监的掌印太监和秉笔太监统领着大大小小的宦官，影响宫中各种政治权力的施行，特别是经常可以利用后宫的势力来影响皇帝的决策和朝中官员的任免等。
当皇帝弱势时，司礼监经常通过宦官系统专权揽政。
三是兼管宦官系统中的特设机构。
比如提督东厂提督，管辖南京守备等。
明朝司礼监，常设掌印太监一人，秉笔太监四到五人，随堂太监八九人。
其中，掌印太监掌控着太监机构中的最大权力，宦官属于内廷，而司礼监相当于内廷中的“内阁”，司礼监掌印太监被号称“内相”。
比如，万历初年权倾朝野的冯保就是一位极有权力的掌印太监，是司礼监的最高掌权者。
司礼监还兼领东厂提督和兼管派往地方负责监察的镇守太监、守备太监等。
如此一来，司礼监的权力可以延伸到朝廷各处和地方官府衙门，有着外庭阁臣做不具有的特殊权力。
不过，有时秉笔太监因为得到了皇帝的信任，也有其权力超过掌印太监的时候，而秉笔太监有时兼任厂、卫等特务机构的提督，其特殊权力也是非常大的。
明代内廷势力的强大，明朝司礼监之所以有时权力压过外庭的内阁，这与明朝设立拥有特殊权力的特务机构有关。
明代先后有过锦衣卫、东厂、西厂和内行厂四个机构。
锦衣卫是由拱卫司演变而来，其主要职能为“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其锦衣卫指挥使一般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直接向皇帝负责。
朱元璋曾下令废除锦衣卫，但明成祖恢复了锦衣卫，锦衣卫直接听命于皇帝，可以逮捕包括皇亲国戚和朝中高官的任何人，并有权进行秘密审讯。
朱棣还设置了“东缉事厂”，简称东厂，其首领由朱棣所宠信宦官担任，东厂的职能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
明宪宗设立“西缉事厂”，简称西厂，直接听命于皇帝，负责在京师和全国各地秘密监视官员。
司礼监掌印太监刘瑾在明武宗朱厚照的支持下，不仅掌管着东、西厂，而且，当东西两厂因权力之争而互相拆台时，刘瑾设立了“内行厂”，由他本人直接统领，其职能与东、西两厂一样，而其侦缉范围更大，甚至可以侦缉东西厂和锦衣卫。
刘瑾成了明朝历史上最专横跋扈得太监。
刘瑾（剧照）第三，内外庭互相牵制，司礼监和内阁互相制约，各有其特殊权力。
显然，在明王朝的政治机构的设置上，内廷、外廷在机构上形成一种对称的格局。
外廷有内阁，内廷有司礼监。
外廷有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三法司”；
内廷有锦衣卫、东厂、西厂等。
外廷有派往地方的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等，后来有总督、巡抚；
而内廷有派往地方的镇守太监、守备太监等。
明王朝政治机构的设置是很巧妙地形成内、外廷相互制约、互相监督，这对于专制皇权是非常有利的，能够确保朝中的最高权力牢牢地掌控在皇帝手中，便于利用牵制机制，控制内、外庭，顺利行驶最终决策权。
明朝有好几位皇帝怠政、懒政，但却依然能保证朝局相对稳定，正是因为这种内、外庭互相牵制的关系所发挥的作用。
上述说介绍的司礼监有三项关键职能，是利用其代行“批红”和传宣谕旨的权力，和对信息通道的掌控等，代行部分皇帝的权力，并利用特务机构的特殊权力，实行对于内阁的制约。
而内阁主要拥有“票拟”权，实际上是替皇帝拟定处理政务的建议，因而有了干预决策权和行政权的潜力。
比如，在宣德朝，内阁运行机制相对比较完善，朝中大臣和封疆大吏等的“奏章”交由内阁阁臣审议，阁臣们作出“票拟”，由内阁首辅审阅之后，上呈皇帝“批红”。
而“票拟”和奏章经皇帝“批红”之后，下发给六部实施。
而在这过程中，司礼监掌握着“票拟”和奏章上呈和协助皇帝“批红”的权力，并对负责将“批红”后的奏章下发，可见，在政策建议、政策审核、政策批准和政策实施方面，内阁和司礼监各有其权力干预的环节，他们之间形成了相互制衡的机制。
在明朝的管理机制上，内阁拥有议政权，但却没有决策权；
而司礼监没有议政权，但却拥有代行决策权的可能性，同时，又能利用其常在皇帝身边的便利，对行政权进行干预。
在地方政府那里，“三司”或巡抚、太守是地方长官，有治理地方的某一方面权力，但他们遇重大事件时，向中央政府的相关部院报告，可是，内廷的宦官在地方也派有镇守太监、守备太监等，对地方官来说他们是独立的，而且，他们对地方官有监察的权力，这也让他们有索取地方利益的便利。
巡抚等虽有独立的行政权和对于所辖地区事务的决策权，但却不得不接受守备太监等的监督。
而守备太监也只能监督，不能决策，也不能推行行政政策。
守备太监等内廷在地方的延伸机构，巡抚等作为外庭在地方上的延伸机构，两种力量也是相互牵制、制约的，这也是明王朝皇权专制集权中央政府所需要的制衡机制。
结语：在特殊条件下，司礼监秉笔太监的权力比内阁首辅更厉害。
一般来说，是将司礼监的掌印太监与内阁首辅大臣相比，掌印太监才是掌控内廷的最高权力者，他是整个太监系统的首领，包括秉笔太监在内的所有太监都归属于他掌管。
而“票拟”的上呈，“批红”的下发，皆是最后由他掌控的；
朝中官员，地方大员等要见皇帝，也是由掌印太监安排的，信息的上呈下传都由他掌控。
所以，在明王朝，除了议政权之外，其他方面，司礼监掌印太监比外庭的内阁首辅，一般来说，权力要大一些。
张居正与冯保（剧照）比如，在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就深知掌印太监的厉害，所以，他从当内阁次辅时便开始奉承和拉拢司礼监的主事冯保，在他升任内阁首辅之后，非常注意与冯保联手，才可能掌控朝政，顺利推行他的改革措施。
朝中大臣的“奏章”交到内阁之后，内阁的“票拟”由张居正说了算，而上呈之后，“票拟”和奏章基本上能得到司礼监的冯保代替皇帝所作的“批红”，于是，“票拟”与“批红”经常能统一起来，内阁的政策措施就能顺利推行。
正是由于冯宝的支持，张居正当内阁首辅时，才拥有了类似于丞相的权力。
在这个意义上，就决策权来看，冯宝的权力是比张居正还大一些。
当然，在议政和行政措施的推行方面，张居正的权力更大，但这仍有一个前提，就是他的议政方案必须得到冯宝的赞同。
至于说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如果其权力要比内阁大，必须有两个前提，掌印太监才能拥有大权。
这两个条件是：其一，秉笔太监得到皇帝的绝对信任和重用，皇帝能把他视为是比掌印太监更受宠，更能办事的近臣，才有可能代行掌印太监的部分权力；
二是内阁首辅是比较弱势的大臣，外庭被内廷有所压制，司礼监的权力制约了内阁的权力，掌印太监才有可能比内阁首辅掌控更大的权力。

参考：
　司礼监，主要负责一些礼仪事务。
司礼监，最高权位者是掌印太监，下设数名秉笔太监，随堂太监。
司礼监秉笔太监，早期的职责起草一些布告，为皇家书写婚丧礼仪所需的一切。
掌管笔墨纸砚。
明朝早期的司礼监没有多大实权，直至明宣宗时期，这一现象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明宣宗为了压制内阁的权势，设置了“票拟”“批红”两个部分，前者是内阁阁员拟定对事情的处理意见，然后请皇帝审批，由于皇帝审批用红笔，所以叫“批红”，明朝中后期，皇帝无心朝政(也有一说太监专权，压制了皇帝行驶权力的机会)于是“批红”的权力落到了太监手里。
司礼监秉笔太监，负责用红笔批示处理意见是否可以执行，皇帝看到的都是经过秉笔太监筛选的，此时太监的权力已经凌驾于了大臣的权力之上。
直接影响了皇帝的视听。
但是秉笔太监却没有最终决定权，因为司礼监掌印太监要再次审核，如果认为可以，就盖上公章。
如果认为不好，有权打回去重新批红。
所以司礼监掌印太监是太监最终决策者。
图图片来自网络，侵删首辅，全朝文武官员之首，主持内阁事务。
首辅以文人居之，所以说首辅是文官集团的首领，是除皇帝以外的国家政府行政权力的最高掌控者。
首辅的决定往往代表了百官的决定，使皇帝权力受限制。
直接影响到皇权，在明朝宣宗年间就出现了批红，以示决定权在皇帝手里，让百官忠于朝庭，而不是忠于首辅。
常言道，人与群分 ，物与类聚。
宦官与文官本来就属两个不同集团。
太监打回或压制的奏折。
如果大臣要反对也没办法，因为他们送上去的奏章都都须批红盖印，所以当然必输无疑。
秉笔太监和内阁首辅权力决定于皇帝，一个睿智英明的皇帝当政，两者都只是辅助工具，他们只是跑腿的奴才而己。

参考：
明朝宦官权力之大，贯穿朝代之终始，在历朝历代都是罕见的，只有后汉、晚唐时期能为之相比。
先看看明朝宦官专权的事实与经过永乐时代，永乐帝开始重用宦官。
等到明仁宗、明宣宗时期，宦官因为开始通晓文墨，频频被召见任用，但明仁宗、明宣宗二帝，算是英明皇帝，对宦官的约束很是严厉，故尚无宦官专权的现象出现。
正统年间，王振为明英宗所宠信，开明朝宦官专政的先河。
《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九云：“宣宗宣德十年春正月甲戌，帝崩于乾清宫，皇太子方九岁，即皇帝位，秋七月，命司礼太监王振偕文武大臣阅武于将台。
振矫旨以隆庆为右卫指挥金事，纪广为都督金事。
振，山西蔚州人，初侍上东宫，及即位，遂命掌司礼监，宠信之，呼先生而不名。
振遂擅作威福，时辅臣方议开经筵，而振乃导上阅武将台，...纪广者，常以卫卒守居庸，往投振门，大见亲昵，遂奏广第一，起擢之，宦官专政自此始。
”从上述史料记载中，可以知道在明朝阁臣替皇帝开经筵的时候，宦官王振，却经常导陪伴皇帝检阅武事于将台，王振还可以伪造诏令，任命纪广为都督金事，而皇帝毫不怪罪。
很显然可以看出，宦官王振权势滔天到了何种程度。
王振专权，朝中百官都很畏惧他。
正统六年十月三殿建造完成，宴请文武百官，明英宗破例下令东华阁中门，全部听王振的安排，文武百官皆候拜。
王振专权的时候，朝廷大臣附之者，仅有王佑、徐晞等数位文官。
其他不肯向王振俯首者，比如薛瑄、李时勉等官员，全部被诬陷获罪。
到了成化年间，另一个大宦官汪直专权擅权，朝廷大臣附之者渐多。
成化十三年正月，明宪宗设立西厂，指令汪直作为负责人督查。
此后，全国大政、小政、方言、巷语，全部都要监控采纳。
出去办事的时候，巡按御史等重臣甚至迎拜汪直，巡抚等地方大员亦戎装谒路，最后到了世家公卿皆避道，兵部尚书项忠不避让，被王振当街侮辱。
当时世人皆传：“知有西厂，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宪宗”。
成化年间，汪直虽然权势滔天，但尚有大学士商辂、刘翊连续劾奏，说明当时的朝廷阁臣犹未全部屈服宦官。
到了正德年间，大宦官刘瑾用事，把焦芳、曹元、刘宇、张彩等人作为自己的心腹。
焦芳、曹元、刘宇等人都成为大学士，由此可见这时候的宦官已经可以进用朝廷阁臣了。
不仅如此，其更可黜退朝廷阁臣。
刘瑾以前，虽有大宦官王振、汪直等人操控权柄，然而票拟的权力还在内阁。
等到刘瑾用事，除了可以独自引进和黜退阁臣之外，票拟奏章的权力有些时候也到了宦官手上，刘瑾之专揽，可说空前。
正德早年，很多奏章都被刘瑾拿回自己的私人府第，与妹婿孙聪、华亭、张文冕等人商量和批阅。
然后再拿回内阁，由大学士焦芳进行润色，名臣李东阳只能俯首，啥都干不了。
刘瑾败后，李东阳疏言：“臣备员禁近，与瑾职掌相关。
凡调旨撰敕，或被驳再三，或径自改窜，或持回私室，假手他人，或遁出眷黄，逼令落葉，真假混淆，无从别白。
臣虽委曲匡持，期于少济而因循隐忍，所损亦多。
”自刘瑾以后，司礼监开始专掌机密。
所有进御奏章和降敕批疏，全部要经司礼监和宦官之手。
皇帝降旨，即有司礼监写出事目，然后付内阁阁臣缮拟，故宦官的地位远比内阁那群大臣要亲要得多。
天启年间，九千岁魏忠贤当权，朝臣附之者更多了，文臣有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龙、倪文焕等所谓“五虎”，武臣有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等所谓“五彪”，还有尚书周应秋、太仆少卿曹钦程等所谓的“十狗”，这些都是朝廷重臣，除此之外，还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官僚投靠，被称之为“十孩儿”、“四十孙”等等。
自内阁六部到四方督抚，都属于阉党，已经形成了远大于宰相的权力。
这时候，皇帝的诏敕已全部出自司礼监，都不需要经过内阁进行润色了。
此时内阁权限很是微弱，几等于无，也就是说宦官如果就算没有批红权，想要乱政，内阁也毫无办法。
司礼监本来是内阁的监督部门，现在变成了内阁成为了司礼监下属部门。
而内阁权力最大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论内阁权力最大的时候，莫过于张居正时期。
《明史·张居正传》：“(张)居正与故所善掌司礼者李芳谋，召用高拱，俾领吏部，以扼赵贞吉而夺李春芳政，穆宗不豫，居正与宦官鸿保密处分后事，引保为内助，而拱欲去保，居正遂代拱居首辅，保欲媚帝生母李贵妃，封居正以并尊两宫，居正不敢违，两宫遂无别。
”张居正，他为一代最有实权的宰辅阁臣，也不得不与宦官委曲周旋。
明朝史上最有权力的内阁首辅张居正都要和冯保勾结，这足以说明问题。
明代宦官之权威，已然凌驾内阁首辅之上。
那产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归纳下来，不外乎下述四点：一、就二者所处之地位而说，内阁最早只是参谋机构，是因为阁臣“侍左右，备顾问”，常在皇帝身侧，而权力越来越大。
而宦官较之内阁大学士，更为亲近皇帝。
按皇明祖训所记载宦官的职衔及职掌，宦官供职大内皇宫，侍奉皇帝起居，自然而然比阁臣更接近皇帝。
以故，易于熟悉皇帝的好恶，更进而利用皇帝之好恶，窃取权势。
比如《明史》记载“刘瑾时杂构戏玩娱帝，候帝娱，则多上章，奏请欲决。
帝曰：吾安用尔，为何一再烦朕!'瑾由是自决政。
”再比如：“帝(明熹宗)喜机巧，亲斧锯髹漆之事，积岁不倦，每引绳削墨。
(魏)忠贤辈辄奏事，帝厌之。
谬曰：‘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忠贤以是恣威福，唯己意。
”碰到厌倦亲政的明朝皇帝，宦官得到权力远比内阁阁臣要容易的多。
二、就封建皇帝之作风而言，专制政体之下，是非曲直，全部取决于皇帝本人，所以宦祸的形成，皇帝有重大责任。
如果皇帝若不纵容阉官的所作所为，阉宦何由专横?历朝历代皇帝，如果能真正委心于国事，取决于事理，则宦官也就没有可以得逞的地方；
反之，如果遇到荒诞多欲的皇帝，置国事于不顾，唯声色等私欲之自娱，那时候，襄理国政的宰辅之臣自然疏远于朝，而宦官就开始仗着宠信进行权力的窃取。
《明夷待访录·阉宦下》云：“阉宦之如毒药猛兽，数千年以来，人尽知之矣，乃卒遭其裂肝碎首者，易故哉?岂无法以制之与?则由于人主之多欲也。
”明代宦祸虽然肇始于明成祖朱棣，但在明英宗、明武宗、明熹宗这三位皇帝身上才逐渐壮大，以至于最后吞噬整个国家。
比如英宗正统二年，太皇太后本来想要杀死王振以安定国家社稷，而明英宗却跪下来替王振请免。
英宗九岁即位，或谓年幼无知，不能辨别善恶，故舍弃阁臣而宠信宦官王振，但是正统十一年(1446年)杨溥死的时候，英宗已经满了二十岁，不得再说无知了，却依然信用王振，乃至于统军出征，其间虽然有廷臣、内侍等忠良之臣劝言，不仅听不进去，反而将忠良之臣处以极刑。
等到英宗兵败去草原留学的时候，追悔之余，不惟不自反省，反而说出“振未败时，群臣无肯言者，今日皆归罪于我。
”这样不负责任的话。
明武宗爱以狗马等物自娱自乐，刘瑾就和其他八人当狗马鹰犬日日夜夜歌舞角抵以娱乐皇帝。
明熹宗也以此为乐，魏忠贤经常引导皇帝为倡优声伎狗马射猎，朝臣疏谏，皇帝非惟不听，还要求“明年增至万人，证炮喧震内外”。
上述足以妨害国家根基之事，宦官投其所好，阁臣反常劝阻，故而每次碰到多欲昏庸皇帝，自然远阁臣而就宦官。
三、就阁臣与宦官之习气而言，宦官出身奴隶，阁臣则出身儒士。
奴隶中虽亦不乏善良之辈，但是更多的是奴颜婢膝，不择手段。
阁臣中虽亦有逢迎阿谀之徒，然多数讲求正道，有所顾忌。
以故，二者相争，阁臣失败概率更大。
即使明代掌权之宰辅，如张居正者，亦须与中官冯保结合，借其力量而掌大权。
四、就内阁制度而言，明代宦官窃权，最大之原因，在于制度不善。
明仁宗之后后，内阁职权虽然因为票拟的权力而越来越大，其他方面却又因票拟权力而导致宦官干政。
当时票拟，是推行政令有效方式之一，票拟虽然由内阁主要负责，最终批准取决于皇帝，然而内阁与皇帝间的公文往还，却是由宦官来进行传递的。
传递公文本为极其平常之事，原不足为患，但由于宦官受到皇帝的宠信，不仅传递奏童，还可以拆阅奏章，对奏章之票拟，按皇帝的意思作成批答，甚至不经皇帝就可以自己御览。
比如魏忠贤用事，“旨意多出传奉，径自内批”。
于是传递之职，成为决策之官，或者宦官置票拟于不顾，如刘瑾王振都有矫旨传命的经历。
结果，内阁赞成之事，宦官可以批驳其票拟，内阁不赞成之事，宦官更可以矫诏行之，最后政令之推行，胥视宦官意向而定，因而宦官权力驾乎阁权之上矣。
所以，在明朝，越到后期，司礼监秉笔太监的权力就越比内阁首辅的权力大。

参考：
内阁首辅代行的是相权，司礼监秉笔太监代行的是皇权。
理论上说，司礼监秉笔太监的权力更大，因为皇权大于相权。
但实际上，只要不是皇帝昏聩导致宦官坐大，一般都是内阁首辅的权力更大。
因为宦官毕竟是宦官，是皇帝的奴才，而内阁首辅是正儿八经的国之重臣。
当然，不排除像魏忠贤这样的司礼监秉笔太监一手遮天的情况出现。
但这毕竟不是常态。
要彻底分析司礼监秉笔太监和内阁首辅的权力问题，需要从内阁和司礼监这两个机构的设立原因入手。
内阁出现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在位期间。
但它的根源，却在太祖朱元璋那里，因为是老朱废除了丞相嘛。
丞相，是替皇帝干活的。
上达天听，下系百官，称为百官之长。
千百年来，它一直以各种名义实实在在地存在着。
春秋时，丞相不叫丞相，叫做“相邦”。
这个名字一直延续到了汉朝开国。
因为汉高祖名讳刘邦，为了避讳，便把“相邦”改成了“相国”。
我们常说的秦国相国吕不韦，其实不对，应该是秦国相邦吕不韦。
可是，由于司马迁是汉朝人，他把吕不韦写成了相国，那他就只能是相国了。
两汉结束后，“相国”又更名为“丞相”，比如三国时期的曹操、诸葛亮，都做过丞相。
在民间，大家喜欢把丞相叫做宰相，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
但是很遗憾，“宰相”从未作为一个正式的官名在历史上出现过，它只是百姓的一个通俗叫法。
丞相的名号，一直延续到明朝开国。
丞相既然替皇帝干活，就要分走皇帝的一部分权力，形成“相权”。
刚刚当上皇帝的朱元璋，对此很不习惯。
他大概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希望“皇权”完整无缺，不愿意被分走哪怕一丁点。
于是，他就搞了个轰轰烈烈的“胡惟庸案”，搞掉了丞相胡惟庸，顺便取消了“丞相”这个官位。
没了丞相，这部分活儿谁来干呢？
朱元璋说，我自己干。
于是，朱元璋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勤政的皇帝之一。
没办法啊，一个人干俩人的活儿，自己选的嘛，跪着也得把活儿干完。
朱元璋是个工作狂，不代表他的儿孙们也是。
比如明成祖朱棣就觉得这事儿太累人了。
好在他聪明，就从各部抽调几位能干的尚书，给予其大学士的名号，然后让他们定期到自己身边值班，替自己干活。
久而久之，就出现了内阁。
但归根结底，内阁只是一个秘书机构。
内阁首辅有权无名，干的都是丞相的活儿，却没有那个名分，所以只是代行相权。
内阁首辅代行相权的方式是“票拟”。
也就是替皇帝起草文字。
比如皇帝要颁行一条诏令，或者发布一条圣旨，都会事先把自己的意思告诉内阁，然后由内阁首辅带领阁员们起草文字。
这些文字只是草稿，要送到皇帝手里用朱笔批示，是为“批红”。
皇帝修改完毕，同意了，这些文字才会成为真正的圣旨、诏令。
批红，是决策权，是皇权的核心部分。
皇帝本该把它牢牢地握在手里。
但是很遗憾，有些皇帝觉得批红也很累。
于是，司礼监批红太监应运而生。
司礼监这个机构，其实在朱元璋时期就有。
但那时候的司礼监，只是一个普通的内廷机构，负责管理太监的一些事情。
直到明宣宗时期，司礼监出现了批红太监后，司礼监的地位就扶摇直上了，俨然与外朝的内阁分庭抗礼，人们称内阁首辅为外相，称司礼监秉笔太监为内相。
获得了替皇帝批红的权力后，司礼监秉笔太监就是在代行皇权了。
皇帝如果不昏庸，那么司礼监与内阁形成互相牵制的关系，外臣和宦官都翻不了天，皇帝高高在上，裁决一切。
他不用干苦活儿累活儿，依然活得很滋润。
这看起来聪明得很。
但如果皇帝昏庸，那么司礼监与内阁就会互相倾轧，直至一方胜出。
或者出现权阉，或者出现权相。
不管哪种情况，皇权都会被削弱。

参考：
司礼监的权力依附皇权，在皇帝给宦官放水的前提下，可以同时拥有决策权，司法权，军务权，其影响力自然远远大于内阁。
明代内阁的权力，说到底也就是票拟权。
国家有什么具体政务要处理或者什么大的决策，内阁会针对此事形成一个大致的行政建议，这份建议往往附在此事的奏疏中。
你可以理解为政务的建议权。
之后这份东西到了司礼监，司礼监一般会根据轻重缓急进行排序，然后交给皇帝去批复，即皇帝对此事有没有个人意见？
如果没有是不是可以直接参照内阁票拟去施行？
这是明代皇帝的“批红”，也就是政务的决策权。
皇帝觉得没问题，那么接下来这份文件就会按照流程分发给六部的各个衙门，这些衙门就开始具体实施这一政务举措，即行政权。
然后各衙门个各地的言官们，对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举。
但司礼监这里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空隙可以钻。
如果皇帝不想太劳累，对一些内阁的票拟，就直接让司礼监的大太监代为批红了，也就是把决策权下放给司礼监的宦官。
这个时候内阁的票拟能不能通过，完全就是看这个太监的主见了。
明代但凡宦官起势的时候，王振，刘瑾，魏忠贤等人，无不把持着司礼监，因为按照行政流程，他们在源头上卡住了文官集团的话语权。
事实上，明代所有宦官专政的时期，其实都是皇帝在刻意扶持宦官们，用来打压文官集团，巩固皇权。
而皇帝在完成既定的政治目标之后，随时可以牺牲掉这些太监们，还能留下“拨乱反正”的贤名。
同时，司礼监的高阶宦官，比如司礼监掌印太监，司礼监首席秉笔太监，其实还有许多衍生的权限。
比如东厂，明代绝大多数时期东厂的提督太监往往就是司礼监一把手或者二把手担任的，而东厂是有权力辖制锦衣卫的。
还有各地的镇守太监，按惯例一般会出自司礼监和御马监两个宦官系统，但具体哪个多哪个少，又因为每个时期的不同状况各有高低。
所以你可以这么理解，如果皇帝想修理大臣了，一般会选择扶持宦官，而司礼监的太监们在这个时期，往往就有了政务的决策权，缉捕审讯的司法权，统领军队的军权。
这么一比，单单只有政务建议权的内阁，再加上一天到晚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几位阁臣，拿什么和司礼监去抗衡？
一家之言，聊以解闷。
朝史暮想，独家原创。

参考：
明朝内阁的形成更早，朱元璋废除宰相后，事无巨细要朱元璋自己处理，再精力旺盛也感到力不从心，为此找了一些年轻的进士帮助自己读读奏折等事情。
到明成祖朱棣开始，内阁制度就算是有端倪了，大才子解缙就是朱棣的内阁学士，相当于工作秘书。
到明宣宗朱瞻基的时候，专门在皇宫设立太监士官学校---内书堂来培训机灵的小太监，请翰林院的才子来教他们；
学成后帮助皇帝在皇宫内处理文件、接受咨询，比如王振就是这时期培养的。
因为皇宫内除了女人，只有太监，如果三更半夜皇帝想起了个什么事，想找人问，要去传唤大臣进宫太麻烦，不如问太监方便，太监有文化就是这个原因来的。
但大白天上班处理政务总不能完全依靠太监，国家的具体行政管理工作更不能依靠太监，所以内阁制也必须要有，正常情况下，政务工作由内阁负责协助皇帝。
最后明确内阁对文件有“票拟权”，就是对各单位报给朝廷的文件提出处里理意见，皇帝批准后负责分发执行。
内阁一开始没有首辅，内阁大学士都是一样大的，到明英宗的时候才有首辅一说。
内阁总体上相当于朝廷的办公厅，有协调权、提意见权，没有决策权。
内阁提出意见后，皇帝要将内阁的意见抄上去当做批示，很累，为了轻松一点，皇帝就请司礼监的太监代表皇帝帮助将内阁的意见用红笔抄上去，就算是皇帝自己的批示，司礼监由掌印太监和秉笔太监，掌印太监是司礼监的老大，秉笔太监是具体抄写员。
不要小看抄写员，这个抄写员相当于是管盖章的，你以为盖个章那么容易吗？
司礼监最开始只负责按照内阁和皇帝的意图抄写，发展到后来司礼监不只是当抄写员了，因为司礼监的掌印太监和秉笔太监后来越来越有文化，内书堂的办学水平太高了，培养了许多有博古通今的太监，素养一点不输内阁大学士，比如万历年间的冯保。
文化水平这么高，内阁的“票拟”报到大内，“票拟”提出的意见妥不妥，皇帝可能不知道，比如皇帝年幼的时候，但是司礼监的太监看得出来，这就是司礼监的太监参与政务分析处理的基础。
太监天天跟皇帝在一起，如果对“票拟”有意见，难免会告诉皇帝内阁的“票拟”不妥，要修改。
若是皇帝觉得太监说的确有道理，于是就会推翻内阁“票拟”，这样司礼监实则上就是皇帝的另一套“办公厅”，这个“办公厅”能通过向皇帝提意见从而更改内阁“票拟”，所以这个司礼监变成真正的“办公厅”，从重要性和权力实际运作上说，司礼监在内阁之上。
明英宗之后，内阁基本不敢和司礼监闹翻，但两者经常不和，都不服输。
太监有天天跟着皇帝的优势，但是劣势很明显，以为自己是太监，历史名声从来不好；
内阁也有优势，内阁是光明正大的国家机构，协调国事天经地义。
总体上说，明朝中后期的内阁还是占了优势，连强势的张居正都要让冯保三分。
魏忠贤是天启年间的司礼监秉笔太监，他把内阁整的服服帖帖，但明朝从没有过文官能把司礼监整的服服帖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