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繁荣的“大正时代”:日本政党为何无法阻止军部崛起

因为各种原因啊。
所谓大正繁荣自1912~1926年而已,只有14年。
这个时期的前期,正好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倭国虽然对德宣战但并没有实际参加欧战,反而大肆生产军备出售给欧洲各国,一些欧洲资本逃到日本,又因为此时倭国乘机独占东亚权益,搞出所谓二十一条攫取利益。
因此,倭国迅速从债务国变成债权国。
经济上的迅猛发展,让国内各阶层都相对满意,所谓民主风气大开,代表性事件就是立宪派等发动对军阀官僚的弹劾,完成大正政变,获得政党政治初步胜利,两次驱逐军阀内阁。
战争红利结束,倭国被打回原形1918年,倭国好日子到头了。
第一,一战结束,以前三八式步枪都能卖给沙俄,现在军工订单没有了。
第二,欧美重新回到亚洲,九国公约让倭国短暂独占东方利益的时期结束。
第三,1918年农民发起米骚动。
1923年关东地震严重摧残经济。
第四,1921年开始,大正因身体与精神问题由儿子摄政,裕仁的政治野心可比残疾的大正强多了。
所以在不断暗中纵容军部与官僚发展,对抗能够表面上约束自己的所谓民主政党。
第五,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同样重创了倭国,倭国统治阶层就转移矛盾,将目标对准了实际分裂的东方,成为了亚洲的战争策源地。
就其实质来说,大正时期的倭国政党一是不能控制军队,二是民意基础薄弱,实际是产业资本家的软弱政治体现。
三是世界经济危机与英美法三国重回亚洲,倭国失去临时霸主地位让裕仁及军部焦躁。
所以同样在大正民主时期获得发言权的军部力量开始膨胀,最终,二二六兵变后的倭国正式走入军国主义体制,随后就是1937年的七七事变。

参考:
1912-1926年的日本大正时代,曾有过一段经济繁荣发展的黄金时代,被人称为日本近现代历史上的“小阳春时代”。
但这又是一个常被忽略的时期,它缺乏明治维新的波澜壮阔,也没有昭和的惨烈破坏。
大正时代的日本,已经吸收了半个世纪的西方文明,在物质精神上汇集为市民社会,一切看似风平浪静。
大正时代的东京。
来源/网络然而,历史已经透露答案,日本并没有安于平静,大正时代结束后,军国主义迅速抬头,将整个国家带上了疯狂的战争之路,不仅给世界人民带来惨痛灾难,也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
这是为什么?
政党政治的兴起在说大正时代的日本之前,我们需要知道大正时代开始前的基本背景。
日俄战争时期,日本因战争而发行的外债本息已经超过年度预算的2倍,达10亿日元。
日本虽说取得了胜利,但没有得到沙俄的战争赔款。
为了还本付息,只能继续借外债。
同时,日本军部仍在追求扩军,由于财政乏力,只能依靠增税、削减行政和财政支出。
就这样,一边想尽办法筹钱、一边用尽手段花钱,日本内阁与陆海军的矛盾越来越激烈。
结果是内阁和大藏省抑制陆海军的扩军预算要求,海军和陆军为争夺有限的预算资源再度发生争吵,迫于压力,陆军出身的时任首相兼大藏大臣桂太郎,不得不于1911年辞职。
西园寺公望接任日本首相,重组内阁。
西园寺公望出身政友会,这是1900年由伊藤博文创立的日本政党,代表日本封建地主和财阀及具有这种背景的政客利益,受三井财阀直接支持。
桂太郎。
明治、大正两朝元老重臣。
日本第11任、第13任、第15任首相(内阁总理大臣)。
陆军第一长老山县有朋的掌门弟子,在山县有朋隐退后成为其代言人,任内缔结英日同盟,进行日俄战争,并策划吞并朝鲜。
是日本有史以来任职时间第二长的首相,他与山县有朋一样反对政党政治,主张藩阀统治。
这一时期因为桂太郎与西园寺公望轮流登台组阁而被称为“桂园时期”。
来源/网络1912年,明治天皇逝世,其子嘉仁登基,年号取自《易经》“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意味着“伟大的正义”,简称“大正”。
不过,嘉仁天皇是个病秧子,他一出生就得了脑膜炎,此后病情时好时坏。
他登基后,曾整整三年不能正常走路和说话。
面对这样一位毫无主政能力的天皇,日本陆军元老山县有朋推荐桂太郎重新入宫担任内大臣,大正天皇则完全听任桂太郎摆布。
当时的人们一度称桂太郎为“躲在龙袖后面的人”。
山县有朋,日本第3任、第9任首相。
长州藩出身,早年参加“尊王攘夷”活动。
历任陆军卿、参军、参谋本部长、内务大臣、农商大臣和首相。
1909年伊藤博文死后,成为日本最有权势的元老,在日本军队和政府中势力庞大,是日本陆军之父,开启了长州藩军人控制陆军的时代。
对内阁的交替和重大内政外交问题都有重要影响。
来源/网络同时,《万朝报》发文宣示:“所谓武士道是封建遗存,其名甚是不祥。
”“提起武士道、军人政治,我等决不能听之任之。
”“必须要开辟以天皇为中心的民主主义政治。
” 1912年底,西园寺公望内阁同样拒绝了陆军的扩军议案,陆相上原勇作向天皇提出辞呈。
在山县有朋的指示下,日本军部直接把内阁搞垮。
同时,山县有朋游说桂太郎组织第三次内阁。
桂太郎一上台就借用天皇诏敕的力量,克制“海军罢工”,要求海军大臣斋滕实留任,其后又几次奏请天皇下诏敕压抑民论。
桂太郎乱发诏敕,引起广大民众和各政党的极度反感,以新闻记者、律师和资产阶级民主派为首,要求实现政党内阁。
桂太郎两次拿出天皇的诏书都无济于事,1913年2月,几万愤怒的示威人群包围国会大楼,仅在职不到两个月的桂太郎被迫辞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大正政变”。
大正天皇。
来源/网络 大正政变,资产阶级政党达到了推翻藩阀统治的目的,藩阀官僚面对日益壮大的政党势力,终于无法维持其专制地位。
1918年,因米价上涨、平民生活困难,日本各地发生“米骚动”,蔓延全国22个府县、88个地方。
米骚动是渔民自发行动,却席卷全国,包括农民、市民、学生、工人、受薪者等各阶层都动员起来,成为社会变革的导火线。
长州阀出身的寺内正毅内阁因此倒台,政友会总裁原敬组阁。
反对藩阀政治的民众运动。
来源/网络原敬组成了日本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内阁,原敬政友会内阁的阁员,除陆、海、外三相外,均由政友会党员出任。
外相内田康哉虽非政友会党员,但他对政友会一向表示好意,并加以援助;
而陆海两相之所以未由政友会成员充任,则是因为内阁官制的限制,不准由政党党员担任。
原敬本人是没有爵位的政党总裁,因此也被称为“平民宰相”。
1921年11月原敬被暗杀身亡,高桥是清受命组阁,并接任了政友会总裁之职。
然而,继高桥之后的几个内阁都是非政党内阁,全部阁僚都由贵族院成员组成。
1924年,政府决定解散议会,但大选的结果是宪政会战胜非政党势力,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最终由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为首相再次组成了政党内阁。
1925年3月,国会通过了普选法,25岁
从此时起,直至昭和7年(1932年)犬养毅内阁垮台时止,是日本近代史上的政党内阁时代。
《日本政治史》作者信夫清三郎评说道:“在1930年,日本政治史上出现了可能与二战后的日本政治史相似的情况,宫廷势力使天皇走向立宪君主的道路,贵族院显示了政党化的倾向,众议院成为政党政治的舞台,选举时,警察愿意接受政党的驱使,绝对主义国家向立宪国家的转变,由于政党的统治近于完成。
” 厌战情绪的高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大量海外订单涌入未受波及的日本,使其取代欧洲成为世界外销工厂。
大阪、东京成为世界闻名的大都会,日本动漫《鬼灭之刀》中的人物灶门炭治郎在第一次来东京时,看到车水马龙的街道,鳞次栉比的高楼,行人们很多都穿着西装、戴着礼帽,他不禁惊呼:“城镇已经变成这样了吗?
!” 动漫《鬼灭之刃》中的大正时代的东京 大都会景气的热潮,进一步促使大众文化的拓展,电影、广播、登山、海水浴、甲子园球赛,成为一般庶民的娱乐活动,而今日我们熟悉的可尔必思、松下电器、坂急百货,都是发迹于大正时代。
日本现象级动漫《鬼灭之刃》的几个角色是大正时代的典型,“鬼王”无惨穿的是西式绅士装,“鬼杀队”主公则是传统和服,鬼杀队制服是立领学生服加上各有特色的和服羽织,这是大正的浮世百绘。
《鬼灭之刃》鬼王无惨的西式装束 在这样一个时代下,日本人厌烦与战争有关的东西。
作家夏目漱石曾严厉批判军国主义,认为战争除了破坏文明,不会有任何成果。
当时在民间,青年已经不想再为弘扬明治精神而无怨无悔地为皇国“奉公”,他们觉悟到自身应有的价值,因而要自由安排自己的生活。
有的人甚至逃避征兵,理由是服兵役浪费时间、妨碍实现人生目标,而且兵营里毫无趣味。
这种厌倦兵营生活者已非少数,当时的流行歌曲唱到:“我撇下双亲妻儿来当兵,哭泣三年而归,家屋却在漏雨。
” 日本政治体制的缺陷由此可见,如果日本沿着大正时代的路径前行,或许不会走上后来的深渊。
然而,历史无法假设,昭和时代,日本最终走向了疯狂的自我毁灭之路。
首先来看日本政治体制上的缺陷。
日本大正时代的政党普遍缺乏民众根基。
在当时,内阁首相的人选要先通过元老举荐,再选举成为第一大党组织内阁。
例如原敬,虽然他是平民政治人物,但事实上,他是高阶武士的后裔,并且在政府高层有较好的人脉关系。
上台后,他也采用了雇佣职业打手恐吓对手一类的手段。
后来的滨口内阁、犬养内阁都是先由元老西园寺举荐之后,再通过选举在议会中获取多数而确立政权。
虽然元老们并非都反对政党政治,例如元老西园寺公望就赞成政党政治,并且通过实际行动来推进政党政治。
但是在元老的长期举荐之下,政党形成了一种依赖心理,认为只有元老才能维持对军部的牵制。
这就使得各政党始终像是襁褓中的孩子,缺乏独立性与斗争性。
他们不努力争取自己所属社会阶层的支持,不去通过自己的纲领和宣传获取民意基础,而是寄希望于博取元老的欢心、揣摩元老的心意。
当元老相继去世,漂浮无依的政党在面对军部的行动时只能被动挨打,任由军部为所欲为。
大正时代的政党内阁也始终未能掌控国家最强有力的工具——军队,无法拥有军队统帅权,政府的行政权力便大打折扣。
在明治宪法体制中,议会不得过问军队的编制、配备、给养、人事和训练事宜,这就确保了名义上天皇对军队的统帅权和编制权。
这种“主权在君”的立宪思想,给日后的军部崛起提供了机会。
在昭和时代,军部正是在“清君侧”的口号下发动军事政变、刺杀政府要员、推翻民主政治,再以天皇的名义来发动所谓的“圣战”。
例如1931年,关东军的一群中阶军官发动了举世震惊的“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军部迅速介入并扩大战事。
然而,若规礼次郎领导的政友会内阁却无力解决危机,几个月后辞职了。
若规之后出任首相的犬养毅,试图控制军方,但在就职几个月后就被极右翼海军军官暗杀,此后日本再无代表政党的首相。
再来看当时日本的经济危机。
在大正时代表面的繁华背后,却是暗流涌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推动了日本经济发展,成就了一些大企业和个人暴发户,正是这批暴发户制造出大规模的贫困阶层,社会贫富差距触目惊心。
例如1918年,日本一些米商和大地主囤积居奇、哄抬米价,使得米价不断暴涨,广大贫苦农民怨声载道。
终于,渔民们忍无可忍,纷纷聚集起来,袭击米店,这就是“米骚动”。
大阪米骚动图。
来源/网络 尽管东京等大城市歌舞升平,但日本的农业依然是落后的小农生产方式。
乡村仍然贫穷,信息仍然闭塞。
大家看《鬼灭之刃》里,灶门炭治郎一家住在小山村,炭治郎作为哥哥,小小年纪就要每天走十几公里的山路去附近的城镇卖炭来赚钱养家。
炭治郎加入鬼杀队后,有一次和队员伊之助、善逸去火车上执行任务,当同样出身农村的伊之助看到火车时,大叫“这生物是什么啊!”“这家伙一定是那个,是这片土地上的主人”,炭治郎则认为火车,“说不定是这片土地的守护神啊。
”要知道此时明治维新都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可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火车。
日本动漫《鬼灭之刀》截图如果我们对大正时期的历史稍微了解,就会发现动画里的剧情并非刻意搞笑,它其实是当时日本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现实。
从1926年至1931年,农村现金收入指数从100暴跌至33,是城市收入跌幅的2倍
日本帝国走火入魔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列强重新回归亚洲市场,经济倒退和不景气开始袭向日本。
在《华盛顿海军军缩条约》的影响下,日本的重工业开始走向低迷。
1923年,日本又迎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之一——关东大地震。
东京的市民们有的被大力甩出屋外、有的被迎面而来的房屋残骸压住;
而侥幸逃出的市民,又掉进路面的大裂缝里,被涌出的地下水淹死;
有生还者急着想爬出裂缝,没想到余震却把他们挤死在裂缝中。
更有西方游客目击了恐怖瞬间:一列横倒的火车从山上一路滑了下来,横扫过山脚下整个村庄,卷着巨石、村庄数百个村民一路冲入大海,不出几分钟,海域浮现大面积的血红......关东大地震。
来源/网络这场大灾难造成10万余人丧生,300多万人无家可归,震区几乎被夷为平地。
它引发了各种社会危机,也进一步诱发了潜藏在岛国民族内心深处的危机意识,当时日本民间流传最广的一句话就是——一切都完了。
他们担心自己的国家总有一天要沉入海底、万劫不复,因此,开拓海外生存空间,尤其是通过侵略中国转嫁国内的经济、政治危机成为日本政界、财界、军界甚至包括被舆论误导的国民的共识。
巨大灾难给了军部好战势力上台的机会,军国主义绑架了日本政府,日本为弥补灾害的损失和资源不足、摆脱国内危机,制定了一系列对外侵略扩张政策。
进一步促使日本在穷兵黩武的不归路上暴走的诱因是全球金融危机。
关东大地震后,日本政府发放了很多“救灾票据”,它是由政府直接补偿、让日本银行实行救济性再贴现的灾区支票。
日本银行的此项贷款高达4.3亿日元,这个沉重的经济包袱,导致日本出现1927年金融危机。
这场金融危机中,全国有四分之一的银行破产。
本来已经够惨了,想不到1929年美国的金融大危机又开始席卷全球,日本人民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
当时的日本街头。
来源/网络那些生活在农村和城市底层的人们普遍认为,罪魁祸首就是西方的议会制度、个人主义以及都市生活方式,这些都是邪恶的、腐败的、恶臭的。
既然这些制度未能阻止日本的经济一落千丈,那就试试德国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的制度如何?
或许这是特效药。
这个时候,军方趁机呼吁,要求通过领土扩张政策来解决日本所面临的灾难。
这说明当时所谓的东西方文明的碰撞都流于表面,早在明治时代,思想家永井荷风就认为,崇拜西洋不在于西洋的物质文明,而在于植根在西洋人胸中的根本思想。
明治时代欧洲文明的输入“实在是丑恶之极”,“明治的生活趋向浅薄恶俗”。
日本人表面上西洋风,其实骨子里还是大和魂。
处在困境中的人们渴望天皇保护自己的小私有,渴望对外扩张带来的民族强大的幻影自我麻醉。
他们和大正民主运动背道而驰,其主张是历史的倒退。
早在1919年8月,大川周明等几名法西斯分子成立了日本第一个法西斯组织犹存社。
其纲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提出,日本面临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国难,因此要改造日本,方法是由天皇行使权力,在全国实行戒严令,停止宪法,解散国会;
二是限制私有财产主要是大地主和大资本家私有资产的数量;
三是保障劳动者的权利和国民的生活权利;
四是宣布日本有权向压迫其他民族的国家开战,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帝国。
犹存社的活动在一部分学生和青年军官中间产生了一定影响,尤为严重的是,日本军队中的士兵主要来自农村,一些青年军官组织起法西斯小团体,抨击政党、资产阶级垄断政权,使普通百姓日益贫困,主张进行国家改造,幻想由天皇来拯救国民。
1921年10月,陆军的三名中坚军官永田铁山、冈村宁次、小畑敏四郎,在德国的巴登巴登聚会,抨击大正的和平反战思想,主张所谓的“革新”。
巴登巴登的聚会确定了在日本建立独裁战争体制的目标,形成了巴登巴登集团,标志着日本军部法西斯运动的兴起。
以巴登巴登集团为基础,军部法西斯势力逐渐壮大,其能量和影响远远超过了民间法西斯运动。
1927年,田中义一内阁召开东方会议;
1928年5月,日本军队制造济南惨案;
1928年6月,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
1931年9月,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策划执行占领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侵华日军占领沈阳。
来源/网络军部一步步登上政治舞台,主导日本的所有大政方针,导致日本没有沿着大正时代的路走下去,而是一步步走向癫狂,手上沾满了鲜血,刀下记满了冤魂。
最终,日本在穷兵黩武中自取灭亡。
参考资料:1、升味准之辅著,董果良译《日本政治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2、信夫清三朗著,周启乾译《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3、杨宁一《一本就通:日本史》,联经出版,2020年4、成田龙一著,李玲译《日本近代史卷四·大正民主运动》,香港中和出版,2016年5、肯尼斯·G·韩歇尔著,李忠晋、马昕译《日本小史》,2010年6、塞缪尔·亨廷顿著,刘军宁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三联书店,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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