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为什么规定本朝永不加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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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指的是清朝对税收制度的调整，主要包括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以及耗羡归公三大部分。
我
清初由于战争导致民生凋敝，所以在国内基本稳定之后，康熙朝的重点工作就是恢复社会经济生产，提高生产力。
只不过，清朝和之前的难兄难弟一样，都是农业帝国，所以农业发展就成了清帝国的重要工作。
康熙亲政后，为了提高生产力、调动老百姓劳动积极性，不仅鼓励老百姓开垦荒地以及抛荒的无主地，还将没收的前朝王庄官田退还给老百姓耕种，也就是更名田，老百姓有了土地，自然就有了劳动积极性。
再者，为了缓解社会矛盾，清帝国还废除了明朝的依附农制度。
依附农即农奴，来源有两个，一个是奴隶买卖，一个是农民投充到勋贵、大户名下，以躲避赋税。
这两个来源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生产资料的转移以及建立人身依附关系。
所以，明朝勋贵以及士绅普遍都有大量的农奴，史书里甚至有僮仆数千这种说法，同时，由于奴隶主和农奴之间的矛盾激化，最终掀起了席卷全国的奴变。
清朝入关后平定了奴变，为了缓解社会矛盾以及增加朝廷财政收入，清朝吸取了明朝的教训，禁止大户采买农奴以及大户同农民建立人身依附关系，并且推行改仆为佃，使之成为佃农。
所以，清朝历史档案中，对于农民反抗的描述，就从明朝的恶奴、奴弑其主变为奸民、顽佃了。
所以，不论怎么说，这都是清朝的进步。
这也是清帝国早期的经济政策，同时也引出了后面的一系列政策。
摊丁入亩和官绅一体纳粮应该放在一起，因为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丁税，即人头税，历朝历代为了稳定税源就必须要控制人口流动，毕竟是农业国家，所以收人头税就成了控制人口流动的方法。
但是，丁税的收取因为按人头算，所以地主阶级负担小，而农民负担则变大，因为地主阶级家大业大，不在乎那点人头税，而农民收入本来就不高，再收人头税只能激化社会矛盾。
所以摊丁入亩就是通过把丁税摊入田赋并将其固定，废除了人头税，缓解了老百姓的经济压力。
而且，废除人头税也等于放开了人口流动，老百姓可以自由迁徙，客观上促进了工商也的发展。
官绅一体纳粮就是废除勋贵士绅不纳税不纳粮的特权，使之和农民一样缴税。
这其实就是打击土地兼并的手段，因为土地兼并之所以会激化社会矛盾、酿成农民反抗的原因就是历朝历代勋贵、士绅都有不纳税的特权，反而穷鬼却需要负担高额赋税。
而清朝则不一样，官绅一体纳粮以及摊丁入亩表示清帝国只向土地要税，谁家地多就多收税，谁家地少就少收税，没地的还不用收税，虽然清朝佃农一户可以耕种多达40亩的耕地。
耗羡归公则是把火耗从老百姓身上转移到国家，火耗是地方官征收钱税时，会以耗损为由，多征钱银。
而且火耗其实是官员敛财的工具，因为自明朝开始官员俸禄低，所以火耗也是官员弥补俸禄不足的工具。
另外火耗没有定额，完全按照地方官心情、品德决定，当然历朝历代都有不收火耗的清官，但是也有征收高额火耗的贪官，这也是为什么会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
而且，火耗还成为贪官孝敬长官、贿赂上级的工具，所以火耗导致老百姓负担巨大，丰年还算好点，但是荒年绝对导致民变。
所以，耗羡归公是清帝国放弃把火耗转移到老百姓头上，改由帝国负担。
同时，为了防止官员搜刮民脂民膏，清帝国给官员涨工资，也就是养廉银，毕竟不能指望
同时，清帝国田赋还非常低，只在2%到4%这一区间。
而且，清帝国还非常重视民生张目工程，比如治理河患、兴修水利，以保障民生。
更何况，清帝国还有一套完善的备荒救灾制度。
所以，清帝国这一系列政策提高了社会经济生产力，缓解了社会矛盾，帝国财政收入还大幅增加。
我们可以引用民国初年一位云南农民对清帝国税收的评价：清代田赋，征率极轻，名虽本诸古代什一之征，实则不及百分之五。
全国田赋征率，在比较上，三江、两湖较重，若西南各省，实只征至二十分之一也。
云南田赋更轻而又轻，吾家有田十亩，年仅纳一两二三钱银，尚是包括一切附征款项及平色票费种种陋规在内。
与今之征实、征购、征借等项合并其数而相较，实有霄壤之殊。
所以，这就是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同时，这也为康乾盛世打下了基础，因为老百姓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能吃饱穿暖，也就是温饱，所以老百姓能温饱就已经算是盛世了。
可是，清帝国的盛世，老百姓也不仅仅是温饱了。
康乾盛世期间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新的奢侈标准，甚至很多穷省家家户户都有余粮，生活也能得到保障。
否则，清帝国怎么会出现古典时代唯一一次人口爆炸。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清帝国被推崇的一个原因之一。
全文完
参考：
查阅资料，康熙51年清朝规定全国征收丁银的总数以康熙50年为准，总数固定不变，此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康朝末年和雍正时期发展成为摊丁入亩。
清朝初期仍然推行明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但仍需要征收人头税，在实际征收过程中，地主总会少报或者瞒报他们实际占有的土地面积，没有土地的穷苦农民经常成为流民，数量难以确定统计。
康熙年间政治局面比较稳定，人口开始快速增长，丁银给无地农民造成了巨大压力，经常出现贫苦农民交不起丁银成为流民。
康熙51年清朝决定按照康熙50年的丁银总数为标准，此后增加的人口不再另外征收丁银，这称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经过康熙、雍正年间的改革所形成的摊丁入亩制度，减轻了无地或少地农民的经济负担，地主的负担加重。

参考：
公元1712年，此时距离清王朝入关已经68年了，而清王朝入关的第二位皇帝康熙，也登基了51年之久。
此时的清王朝距离“胡人无百年国运”咒语也只剩下了22年，这咒语犹如达摩克里斯之剑悬挂在康熙帝的头顶。
康熙清晰的记得，那个几乎征服全世界的蒙古帝国，在这一片土地上也只存活了97年，差三年就能突破那个渗人的诅咒，但还是倒在了一百年之前。
所以，留给康熙的时间不多了。
康熙明白，在大清帝国海清河晏的表面背后，却有着无数因土地兼并而无地可耕的流民。
他们的迁徙不仅给国家财政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而且也是社会极大的不稳定因素。
于是为了解决这一盛世之下的危机，就在1712年，康熙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永不加赋”。
为何康熙会如此大胆提出“永不加赋”的政策?据《东华录》记载：“朕（康熙）欲知人丁之实数，不在加增钱粮也。
”由此得知康熙所谓永不加赋，实际上是想知道全国人口总数。
此时的大清帝国虽然正步入经济增长的正轨，但是在这盛世之下，却有着大量的自耕农为了逃避繁重的税赋而选择称为“黑户”，这些黑户没有户口、没有身份。
他们只能在这盛世之下“打黑工”以养家。
这就造成了社会两极分化的局面， 一方面许多土地无人耕种，另一方面则是大量的“黑户”无地可耕。
同时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即仗着自己的资本疯狂敛地和利用“黑户”所提供的廉价劳动力进行生产，又凭借自己人口稀少的优势而少缴一大部分税。
“黑户”的增加与利益集团的合理避税，使得国家财政少了一大笔收入。
有鉴于此康熙决心来一场彻底的人口普查，以摸清人口的家底。
所以康熙承诺，以现有的人口为标准核定钱粮税额，从今以后若是人口增加，不会加税。
但他唯一的要求就是现有和新增人口必须如实禀报。
为了避免官员徇私舞弊，康熙甚至暗中派遣专员调查，以督促官员们认真负责的完成人口统计工作。
于是“永不加赋”这场惠及所有农民的运动拉开了帷幕，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永不加赋”这个政策看上去如此伟大，但是任何理想化的政策，实施起来往往都是鸡飞蛋打。
“永不加赋”的基本国策在经过大清官僚系统的运作之后，开始走向了“仁政”的对立面。
其中主要原因还是，“永不加赋”政策下官吏们收税时的操作问题。
如“永不加赋”的税额是依据当时人口核对总数来定，经过层层分摊，在具体将税额落实到每一
由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每
同时，清政府的定额税赋都是会分配到具体每“甲”当中（十户为一甲），承担赋税的则是每“甲”当中16-60岁的男丁。
这些纳税人当中，每年都会有人超过60岁或者死亡，这些人则会被剔除，同时又要将年满16岁的男丁纳入税收体系当中。
如果顶补人数大于原先的应纳税人数，那么平均赋税就会减少，相反，如果人数不足，则分摊到
为了真实记录征税额，基层政府每年都会编撰“实征册”来计算和确定每“甲”当中的人均税赋，这些制定税额权力下放给了胥吏，则是如羊入虎口。
很快，“永不加赋”政策在具体执行过程当中被极度扭曲，农民们“地无立锥”，而富人们则是“田连阡陌”。

参考：
清初赋税制度的混乱清入关以后直至康熙中叶以前，全国尚未完全统一，国内时常发生战争，所以这时候的赋税制度也一直比较混乱。
清初的赋税制度，分为田赋和丁徭两项。
田赋即土地税，也就是土地占有者按土地数量向国家缴纳的赋税；
丁徭即成年男子每年为国家负担的一定的无偿徭役。
由于在征收过程中经常出现问题，国家就不断的调整这两项税收，比较混乱。
除了田赋和丁徭知网，清初还有许多名目繁多的附加税，比如“火耗”，即借口要将征收的散碎银两经熔炼成银锭上缴，其中的运费、熔炼时的损耗等需在正赋之外加派的税收。
而火耗往往成为管理肆意加征的税项。
赋税的混乱既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又不断激起人民的反抗，甚至引发“民变”，直接威胁到清王朝的统治。
因此，改革赋税制度迫在眉睫。
盛世滋丁，永不加赋康熙五十一年（1712），清王朝宣布“盛世滋丁，永不加赋”，即以康熙五十年全国人丁数2462万余丁、丁银335万两为定额，以后再增加的丁口不再加征丁银。
所谓的永不加赋并不是免除丁银，只是不再增加丁银。
其实施目的是克服农民在赋役的压榨下四处流亡的现象，以稳定国家的财政收入。
摊丁入亩“盛世滋丁，永不加赋”还规定了人丁缺额由新添丁口抵补；
再不足就以亲戚或同甲中粮食多者补上。
这又造成了丁银负担不均。
到雍正初年，大地主家所缴纳的赋税并不是很多，而没地的农民却与地主同样负担丁银。
又引发了激烈的社会矛盾。
于是，又开始实行“摊丁入亩”，即将丁税摊入地亩中一并征收，这样有地的民户按照土地多寡连同丁银一并征收，既比较实际，又比较合理。
而无地的人民则不再负担丁税。
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长期以来赋税不均的情况，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参考：
这个政令是康熙颁布的“盛世兹丁 永不加赋”诏。
金庸老爷子在《鹿鼎记》说是顺治帝给他儿子康熙皇帝的建议。
这个明显有美化满清的意思了。
顺治帝要有这觉悟，哪来的遍地屠城、圈地运动、“留发不留头”这些野蛮政策？
这些政策严重伤害了汉族情感，奴化百姓。
此诏是康熙50年颁布的。
康熙当皇帝当了六十年，这是执政末期的政令了。
康熙执政期间，平定三蕃、收台湾、平定葛尔丹叛乱耗费巨繁。
使百姓民众背负沉重负担。
土地兼并严重，各地豪强地主瞒报土地数量，逃避赋税。
使大量底层百姓，背负沉重赋税，苦不堪言。
甚至举家逃难 流离失所。
社会极不稳定。
如果亿兆百姓反了，赶走满清八旗也是分分钟的事儿。
康熙老爷子也明白其中道理。
必须休养生息 减轻百姓负担。
所以颁布此诏。
此诏意思就是说:时逢盛世，应该增加人口。
减轻赋税，使百姓安居乐业。
自诏书颁布起，此后出生的人不交人头税了。
希望以此减轻百姓负担。
看似完美，其实换汤不换药，一种统治手法而已。
此种税法自古有之。
大明就是田税、杂税、丁税一起收的。
满清恢复了而已。
事实上百姓负担减轻了么？
真的是永远不增加赋税了么？
几十万八旗子弟，就像社会蛀虫。
不劳动却有田有屋，有吃有喝。
还不用缴税。
这些负担全部附加在汉族百姓头上。
后来雍正推行摊丁入亩，士绅一体纳粮，效果有所改善。
而盛世兹丁使人口暴增，落后的封建小农经济根本无力承担如此多大人口。
加之清后期，战败、割地赔款。
赋税也是一增再增。
百姓负担简直无以复加。
康熙老爷子的后人也没做到永不加赋。

参考：
减轻民众的一点负担。
也以此显示国力，国恩。

可以说，这是清代最引人注目的“善政”举措。
“永不加赋”这条政策，是在康熙五十一年宣布的。
当时康熙皇帝下诏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顾名思议此项政策的目的，就是为了减轻老百姓们的经济负担，以鼓励人口增长，并有利于农业生产的长远发展。
另外，他还下令将全国的“丁银”总额固定，这样可使那些为了躲避“丁税”，而逃亡的人员大大减少，从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但是，康熙实行了“永不加赋”的政策之后，老百姓的负担并未减轻，甚至还加重了。
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清朝的八旗贵族们及一些不干活的富人，都需要汉人养活。
而皇族人口逐年膨胀，自然需要大量的经济财物，这样一来，就肯定要多收银子，老百姓的负担自然就轻不了。
比如，官吏开始施行“税外收费”：据记载，一位叫陆世仪的官员曾经说过：“朝廷岁漕江南四百万石，而江南则岁出一千四百万石。
四百万石未必尽归朝 廷，而一千万石常供官、旗及诸色蠹恶之口腹。
”也就是说，国家“漕粮”的正式税额是400万石，但老百姓们要负担的竟然是1400万石，可见“税外费”之多；
而这多负担的1000万石，而且远远高出正式税额为，而且还不能算是纳税，只能算是“加赋”而已。
可见，羊毛出在羊身上，康熙想减轻百姓负担，实际反而加重了老百姓们负担，这可能是他事先想不到的，但官吏开始施行“税外费”的时候，他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要不然，这种“税外费”也不会越来越重。
并且，清朝税率虽然不是很高，其原因却不是因为清政府太仁慈，而不缴税收，一个真正的原因则是老百姓生产的大量财富不是征给了政府，而是给了当时地主富豪们，据说，清朝的一些穷男丁，只要租种了富豪的田地，那么他就永世翻不了身。
因为一个富豪们那一套“驴打滚”式的压榨方法，便会导致穷人负债越来越多，越来起越穷。
可以说，康熙了做明君，除了指责前朝不能善待老百姓，而自己向百姓承诺要“永不加赋”策略，实际上却是开出了一张空头支票。
所以，这类言辞不过是为争天下而制造舆论，是一种争取民心的统战技巧罢了。
康熙后期，从朝廷到地方，贪官遍地，百姓苦不堪言。
尤其是遇到灾荒的时候，年轻人只得背井离乡逃荒，老弱病残之人只能等死……国家已经有些混乱。
到了雍正继位之后，“火耗归公”的改革，不再听任地方官员们在“税收”上胡作非为，而是限制征收额，同时改费为税，才使情况有了好转。
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与名声，可以说康熙宁愿看着百姓们沉沦在痛苦的深渊之中。
然而，好名者必被名声所累！他的“好名”显然是不明智的，也是不仁义的，并且也不是长久的！
参考：
休养生息、巩固统治、安抚百姓、增强国力！
参考：
加的是捐，不是赋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