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削藩为什么汉景帝扛住了而朱允炆没扛住

汉景帝、建文帝都因为削藩而促发了一场战争。
就形势而言，建文帝的情况原本比汉景帝要好很多。
而且，在战争爆发前，汉景帝政策失误比建文帝还要更大！然而，最终结果，却是景帝顺利平叛而建文帝“失踪”。
这是什么缘故呢？
建文帝削藩的形势好于汉景帝西汉的诸侯王，是真正的“裂土封王”。
这些诸侯王的地盘多比较大。
比如，初封的齐王有七十二城，吴王有五十三城。
汉高祖分封之初，这些诸侯王多年纪尚幼，羽翼未丰，受制于朝廷派去的国相，在高祖去世后，又受吕后排挤，自顾不暇。
不过，随着诸侯王们年纪渐长，他们完全掌握了王国内的行政、经济大权，拥有相当规模的王国军队，已具备挑战皇权的经济、军事实力。
相比之下，明初的藩王则在各方面都无法与汉初诸侯王相提并论。
明代藩王，原则上“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政治地位很高，但法定的权力、地盘都十分有限。
就武装力量而言，藩王可以直接指挥的军队只有护卫。
“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余人，多者至九万人”，而且，他们“隶籍兵部”，藩王可以统领他们，朝廷也可以调动他们。
此外，王国内还有守镇兵。
但守镇兵有“常选指挥掌之”，要调遣他们，除王令外，还需要有天子的御宝文书。
因此，“七国之乱”，汉景帝与叛军在力量上基本上处于同一量级，而“靖难之役”时，朱棣是“以一隅抗举国”，双方完全不在同一量级。
建文帝的情况，比当年的汉景帝有利得多。
汉景帝削藩政策失误大于建文帝由于“结果导向”的影响，在很多朋友看来：景帝胜了，所以什么都作得对，建文帝败了，所以什么都错了。
其实不然。
削藩之初，汉景帝的失误比建文帝还要大。
汉景帝的老爹汉文帝，采取了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削藩政策。
即：通过让诸侯王的几个儿子分别立国，分解诸侯国，使其无力与朝廷抗衡。
当然，当时的形势下，汉文帝还没有资本像后来的汉武帝一样推行“推恩令”，以法定方式推行。
因此，文帝只能“见机行事”，将实力雄厚的齐王、淮南王作为主要打击目标。
该方略虽然比较温和，但效果不错，曾经威胁最大，实力最雄厚的齐国，在齐文王去世后被一分为六，淮南国也被一分为三。
汉景帝继位后，其削藩政策变得激进。
他采纳晁错“请诸侯之罪过，削其支郡”的方略，直接削诸侯国的县。
这个政策手段直接，打击面广，短短三年间，楚王、赵王、胶西王、吴王等诸侯轮流被削！一方面，对于拥城数十座的诸侯王们来说，削其数县之地不足以使其伤筋动骨；
另一方面，这种举措引起了众多诸侯王的强烈不满和恐慌，更促使诸侯王们联合到一起，发动大规模叛乱！更严重的是：汉景帝对诸侯王的叛乱似乎准备严重不足。
诸侯王造反后，汉景帝又是赦免各王，“复其故地”，又是腰斩晁错，希望吴楚罢兵。
直到无可奈何之时，才找出周亚夫等人，组织平叛战争。
相比之下，建文帝的削藩政策虽备受后人指摘，但并非一无是处。
在谋划削藩方略时，齐泰建议先削强燕，再除各弱王；
黄子澄则认为燕王久已有备，应先解决掉周王、代王等“亲燕”势力，翦其手足，再除燕王。
建文帝采纳了黄子澄的方略。
前后不到十月，建文帝削周王为庶人，幽代王于大同，废岷王为庶人，迫湘王自杀，囚齐王于京师。
尽管这一方略被后人认为“打草惊蛇”，但却事实上削弱了燕王，起到了一定效果。
后来的靖难之役中，代王曾试
整个靖难之役，直到最后燕王渡长江，燕王除挟持宁王外，再无公开“外援”，始终是以一隅之地抗拒朝廷。
而建文帝对燕王的直接削出，也一度取得了极大成绩，燕王一度身边只剩下张玉、朱能等800余人，并被严格监视，至于北平军政大权，则几乎已完全为朝廷所控制。
可以说，仅就政策而言，建文帝除“不忍杀叔”之外，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
只不过，朝廷委派办事的人，确实在能力上非燕王对手而已。
所以，仅就削藩政策而言，汉景帝的失误比建文帝更大。
那么，为何景帝胜了，建文败了呢？
对手的能力实力，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
但历史也一再表明：实力弱小的一方，如果训练有素（将士的能力），在正确的指导下（统帅的能力），有时也能由弱变强，并最终打败实力占优者，赢得胜利。
仅从削弱实力的角度看，建文帝作得已经不错了。
如果朱棣只是能力一般的人物，可能已经被控制，连起兵的机会都没有。
然而，朱棣的能力，却因为建文帝“不忍”背负杀叔之名而完好无损。
早在朱元璋时期，朱棣就已经被称赞为“智勇有大略，能推诚用人”。
太子朱标去世后，朱元璋“常有意易储”，并常奉命统领诸王及诸将军马作战。
朱元璋去世前，谕示朱棣：夷狄之患岂可不防？
朕之诸子，独汝才智克堪甚人···“攘外安内，非汝而谁”？
在蓝玉、冯胜等异姓将领被铲除后，朱棣已是唯一有能力、威望领导北方国防，甚至“攘外安内”的统帅级人物。
因此，尽管朱棣的一些权力被建文帝所剥夺，但因朱棣“能推诚用人”，身边仍有张玉等人不离不弃，而在已被“夺”的军队中，仍有大量将士“属心于燕王”。
因此，朱棣虽然被严格限制、监视，但只要略施计谋，除掉建文帝派来的廖廖数人，就能控制北平局势，夺回军队，举兵“靖难”。
而当燕王起兵后，虽然其规模与朝廷不可同日而语，但其战斗力优势却十分明显。
燕王之兵，是常年在北方与蒙古作战的，训练有素，战斗经验丰富，尤其是其骑兵优势，更远远胜过“南军”。
因此，朱棣骑兵后，其统帅
相比之下，汉景帝时的诸侯王们，看起来兵力规模很大，只吴王之兵就达40万之众，但其“能力”则未必如“数字所示”。
当时的诸侯王中，吴王刘濞曾经跟随刘邦参加过平定英布的战争，并且表现出一定的将略。
然而，刘濞毕竟从来没有以统帅之任，独当一面的经历，其大兵团指挥的经验甚至不如当年的齐王刘肥。
不过，就军队的战斗力而言，双方算是“各有优势”。
吴、楚之地的步兵，自古就是天下精兵，不过，由于缺乏战马，其车骑不如朝廷方。
因此，尽管从纸面实力上来看，建文帝的优势比汉景帝要大得多，但实际上，双方处境相似，即：朝廷军与叛军都是“各有千秋”，谁能取胜，还看双方的指挥。
所以，派谁去和叛军打，很重要！择将在选将方面，汉景帝的选择难度比建文帝更大。
吕后、文帝时期，汉“休养生息”，“诛吕”、抗击匈奴、平定小规模叛乱的作战都曾发生，但没有大规模战争。
因此，汉景帝继位时，朝廷没有任何拥有大兵团指挥经验的将领，甚至连参与过大兵团作战的将领都寥寥无几。
相比之下，建文帝的情况略好于景帝。
尽管蓝玉、冯胜等帅才已经被“拔刺”，但大明毕竟长期与北元大战，无论是老将耿炳文，还是平安、盛庸，乃至李景隆，都参与过大规模军事行动，至少“没吃过猪肉，至少看过猪跑”。
在择将上，汉景帝选择了周亚夫。
周亚夫的父亲周勃曾有多次大兵团指挥经验，但周亚夫当年年幼。
到周亚夫领军时，已是文帝时期，“休养生息”，没有大规模用兵。
不过，汉文帝却通过在“细柳营”劳军时，发现周亚夫治军严整，赞叹不已。
其后，文帝将周亚夫升为中尉，留在长安带兵，认真考察。
文帝去世前，告诉景帝：遇到缓急时，“周亚夫真可任将兵”。
可以说，尽管周亚夫没有大兵团指挥经验，但其带兵之能，是经过文帝、景帝二帝常年考察的。
能把兵带好的将领，能差到哪里去？
相比之下，建文帝的择将，则“任性”不少。
建文帝，初则任用资历最老的耿炳文。
耿炳文虽战功卓著，但多是防守作战，且带兵不多，有威名，但缺乏大兵团指挥经验。
其后，建文帝把宝押在了李景隆身上。
李景隆，是名将李文忠之子。
早年因为“进止雍容甚都”，而得到朱元璋瞩目。
他也曾带兵参与过一些军事行动。
史书没有详细记载耿炳文、李景隆在朱元璋后期的表现（耿炳文在朱元璋创业期间的表现有详细记载）。
但是，从朱棣在与二人交手前的反应看，两人在朱元璋时期已经表现出严重问题。
对于耿炳文，朱棣认为耿炳文虽是名将，但“军无纪律”，治军不严。
对于李景隆，朱棣则“闻之喜”，评价其“易与尔”，极为轻视。
相比之下，朱棣在与平安（朱元璋养子）、盛庸交手前，则相对严肃认真。
由此可见，建文帝并非无人可用，只是用错了人；
并非没有机会了解诸将的能力，只是没有去做！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得良将者，兵强国昌！择将，直接关乎成败。
战争主动权之争开局时的实力对比固然重要，但主动权则更为重要。
如果能掌握战争主动权，牵着对手鼻子走，即便初始实力弱小，也能越战越强。
反之，即便初始实力强，也会越打越弱，走向失败。
而掌握战争主动权的主要方法，就是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规避自己的劣势，使战争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七国之乱爆发时，吴王的规划是：吴楚之兵攻略函谷关，夺取荥阳敖仓之粟而守之，会和诸侯后，再进军关中。
吴王把直接进军，控制天下粮仓、险要作为掌控战争主动权的关键。
看起来直接、迅速，但这其实是当年楚汉战争时项羽的方略。
以项羽之强，尚且不能如愿，何况刘濞呢？
而且，项羽接近成功的时刻，正是其以楼烦骑兵占据骑兵优势之时，一旦汉军以秦将组织起骑兵力量，并在京索之战击败楚军骑兵后，项羽攻取敖仓、荥阳的优势也大减了。
因此，吴将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样的计划难以成功，请求另出一兵收淮南、长沙，入武关。
但吴太子反对：我们是造反的，还让其他人另统一军，不怕人家也反吗？
而另一位青年将领则提出：吴多步兵，利于险阻；
汉多车骑，利于平地。
建议以最快速度直取洛阳的武库和敖仓的粮仓，据险以待诸侯，沿途不要攻城略地！如果策略是要取荥阳、敖仓，就不要在途中攻城略地了，不要顿兵，直取洛阳、敖仓！老将们认为年轻人不懂谋略，嗤之以鼻。
如此，刘濞几十万大军气势汹汹，长时间顿兵于睢阳，进退不得，拱手让出了主动权。
对此，周亚夫看得很清楚：吴楚兵剽悍，难以争锋。
但他们打睢阳也不容易，让他们在睢阳玩吧。
我们出骑兵袭其粮道，轻松搞定！此后，周亚夫牢牢把握战争主动去按，“深沟高垒，使轻兵绝淮泗口，塞吴饷道”，未经大战，就已经将吴、楚逼到绝境了。
相比之下，耿炳文、李景隆在整场战争中，从来没有提出过类似的“先胜而后求战”的高屋建瓴谋划，也没有提出过夺取主动权的方略。
主动权，你不去掌握，对手就会掌握。
朱棣兵虽少，却牢牢掌握了主动权。
朱棣利用耿炳文军无纪律，袭击取胜后，耿炳文发挥其防守才能，死守不败。
朱棣为求主动权，不强攻耿炳文，回头平定了北平周边一些地区，控制了一些险要。
李景隆来战时，朱棣让世子守北平，自己前去收宁王之兵，既扩充实力，又将衣裳单薄的南军引到北平附近的挨冻，随后又以骑兵攻击南军步兵于平地，一举取胜！在随后的战争中，尽管朱棣也遭到过一些挫折，但始终来去自如，掌握着战争主动权。
总体战争指导战争，既是将才之间的角逐，也是最高统治者之间的角逐。
七国之乱时，七国主动叛乱，联合一起，吴、楚直接威胁荥阳，赵、胶西等国则企
汉则是被动迎战，处于可能遭受三面夹击的不利地位。
然而，汉景帝看出关键，认准吴王是叛军核心，而赵、胶西各王不过附从，南越等“外援”更是观望者而已。
因此，汉景帝以周亚夫统帅大军，与梁王刘武一起对吴、楚作战，另以郦寄、栾布分兵讨伐赵、齐叛军，又以窦婴进驻荥阳，确保关中安全。
果然，由于吴、楚军没有进展，燕不出兵，赵观望，南越更是没有按计划进军，刘濞多线进攻的计划彻底破产。
而由于汉军牢牢掌握主动，被吸引到齐的胶西四王见汉军到来，各自逃回国，或投降，或被各个击破，兵败被杀。
在汉景帝的指导下，诸侯国虽相互联合，多路威胁，但实际上未能形成合力，被各个击破。
相比之下，建文帝的局面原本有利得多。
朱棣起兵时，大同、辽东都已为建文帝所控制，可以威胁其侧背。
而宁王大军则也尚未决定造反。
可是，建文帝没有拉拢、争取宁王，反而夺其护卫，使宁王处于中立态度，并最终为朱棣所控制。
宁王的朵颜三卫，更成为朱棣先锋。
而大同、辽东虽然时有出兵，但与主力之间基本没有配合，最多只是骚扰，影响十分有限。
因此，整场平叛战争中，建文帝空有夹击之势，却始终没有组织过上真正的夹击，自丧优势！更严重的是，在李景隆被调走后，正面战场的明军也缺乏统一指挥。
平安、盛庸等将虽颇有将略，并曾挫败朱棣，但彼此之间统属不一。
到燕王南下后，南军兵力虽多，但缺乏统一指挥，更是一盘散沙，被朱棣一波急进，直下南京！对“名”的态度战争，讲究师出有名。
军事行动必然受到“名”的约束。
汉景帝、建文帝莫不如此。
战争展开之前，汉景帝十分注重名，又是诛晁错，又是赦免吴、楚罪过。
但战争一旦展开，汉景帝不再以“名”来束缚汉军手脚。
汉景帝甚至顶住压力，支持周亚夫不先救他的弟弟刘武，而专心施展其方略。
对于叛王，汉景帝则更是不为所谓“名”所限制。
比如，胶西王兵败，准备投降，汉将宣读诏书：王其自
他没有理会朱棣“清君侧”的诉求，处分齐泰、黄子澄，但却下达了一个束缚三军手脚的命令“勿使朕有杀叔之名”。
作战中，朱棣曾多次面临险境，但“诸将奉帝诏，莫敢加刃”。
朱棣不敢自己没事，反而顺便以自己断后，保全军队！建文帝在战争爆发前不那么“讲究”，几个月里幽禁、逼杀几个王，到战争爆发后却迂腐不堪，束手束脚，这也算是一奇了！削除同姓王的战争，是皇室自家人之间的利益再分配。
因此，这种战争的性质，没有正邪之分，在大多数时候也不存在“人心向背”的问题。
决定胜负的，一般是天子、诸王的能力。
所以，这种战争，其实也是皇室内部的优胜劣汰。
七国之乱，天子取胜，靖难之役，藩王取胜。
但其后，汉、明都迎来了更合适的统治者，两个王朝也都继续发展，迎来属于自己的盛世。

参考：
最根本原因是年龄呀，汉景帝刘启当皇帝的时候应该是31岁的样子，朱允炆继位的时候才21岁，毕竟少了10年，崇祯悲剧很大原因就是自己太年轻了，等不得。
有些事情还是要慢慢来的。
一、 前代君主的责任汉景帝的江山是从其父汉文帝手中接掌的，文帝可算的上是中国历史上最仁慈的皇帝之一，在他的治理下，汉朝的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刑罚也大大的减轻，甚至有记载说一年的犯罪案件只有几十起，几乎到了废除刑罚的地步。
不仅如此，汉文帝还是一个慧眼识才的君主，他在巡视细柳营时，发现了周亚夫这位治军将才，并予以重用，并在临终时，嘱咐汉景帝，如果遇到危难，周亚夫是一个可堪大用的大帅之才，让景帝一定要相信他。
而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汉文帝的判断，正是周亚夫率领着汉军在短时间内镇压了“七国之乱”。
建文帝的江山是从祖父朱元璋的手里得来的，跟汉文帝截然相反，明太祖朱元璋的血腥在历史中是出了名的，他深知自己孙子是个柔弱的人，而跟他一起打天下的这帮老兄弟们又都是一群强悍、有能力的人，为了能将政权顺利的交给孙子，朱元璋一次又一次的罗织各种罪名对功臣宿将进行残酷的屠杀，直到把开国功臣们几乎杀的一个不剩，他才觉得安全了。
可是明智如朱元璋者也有犯糊涂的时候，他只看见了元勋们对建文帝的威胁，却独独看不见自己在各地当藩王的儿子们对自己孙子的威胁，分封诸侯王这一套早在他一千五百年前的西汉就证明是不对的，可他偏偏在一千多年后又开历史的倒车，且赋予了诸侯王更大的权力，并给了他们独立调动所属军队的权力。
这显然是非常危险的。
政治往往就是一种平衡，当元勋们的力量被全部消灭之后，藩王们的势力就变得无法牵制了，而封建皇权唯我独尊的性质却决定了，皇帝是根本不可能允许除他之外还有不受约束权力的存在，这就导致了朱元璋的继任者必然要收拾这些藩王，而这些拥有既得利益的藩王也一定不会乖乖就犯，所以中央与封藩之间的冲突在朱元璋大杀功臣和分封诸王之时就已经埋下了。
二、 汉景帝与建文帝
可实际上两人能力上的优劣是非常明显的，汉景帝虽然秉承了其父仁和的治理原则，但他却绝不是一个内心仁厚的人，他不苟言笑，城府很深，且心机很重，从他对自己的儿子刘荣、师傅晁错和功臣周亚夫的处理上来看，这
尽管这些性格不受常人所喜欢，但对于一个君王来说却是非常必要的。
而建文帝却远没有汉景帝的谋略和阴毒，虽然他的政策是很仁厚、开明的，但在当时那种强藩在侧的险恶环境下，他的柔弱是致命的缺点，尤其是当燕王反叛之后，他居然迂腐的下令让前线的军队只可活捉燕王，不可伤害他使自己背负杀叔的恶名，简直就是一个糊涂的书呆子的说法。
这种能力上的差距也使他在应对凶险的时候，想不出或判断不出该如何做正确的事。
三、 所用策略和人才的异同汉景帝的“削藩”首先下刀的就是最强大的诸侯王刘濞，虽然手法有些猛烈，但却逼迫着刘濞在仓促间起兵反叛，导致七国的叛军无法形成统一的指挥，使周亚夫得以先击破其他的叛军，最后打败了刘濞。
而建文帝却反其道而行之，没敢先动最强的燕王朱棣，而是先削其他几个较弱小的藩王，最后再对付燕王，采取的是先易后难的策略。
可这一招无疑是明打明的告诉了燕王他必然的下场，作为雄才大略的朱棣，他是不可能会坐以待毙的，于是他表面上装疯卖傻麻痹建文帝，暗地里与心腹密谋，准备造反。
在一切基本就绪之后，朱棣从容的诱杀了建文帝派在北京的官员，举兵造反。
本来“削藩”这种政策就是一种政治冒险，要削就要抓威胁最大的诸侯下手，但建文帝却反着来，给了朱棣足够的时间去准备和应对，最终导致了失败的结果。
叛乱既然不可避免，那么派什么人去平定叛乱就是核心问题。
在这方面，汉景帝要比建文帝幸运，首先是他的父亲汉文帝为他留下了一个大将周亚夫，另外在他的朝堂之上还有窦婴等一批优秀的人才可以让他使用，所以尽管七国的联军有数十万之众，但在这些贤才的指挥之下，叛乱还是很快被镇压下去了。
但建文帝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他的祖父朱元璋几乎把所有能征惯战的大将诛杀殆尽，到了建文帝要用人的时候，满朝上下已几乎没有可堪重用的将才，而他任用的齐泰、黄子澄等人又都是一帮儒生，纸上谈兵行，可真要是运筹帷幄、决胜沙场却根本不行。
虽然建文帝一次又一次的派遣大军去征剿燕王，但都因将领指挥无方，而白白的损兵折将，最终导致了战争全面的失败。
四、 对手能力的高低平心而论，尽管七国之乱的首领刘濞在反叛时，其实力要强于后来的燕王朱棣，但才能却不能与朱棣相提并论。
朱棣早年随父亲朱元璋四处征战，后来授封燕王，开府北平，镇守明王朝的北部边界。
在他坐镇北平的十几年中，他率领军队进行了两次北伐，多次参与在北中国的军事行动，在北方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朱元璋死后，朱棣无论在年龄还是在排序上都居于诸侯王之首，其声望还是相当高的。
而刘濞是汉高祖刘邦兄长的儿子，虽然也有一些军功，但其军事才能是无法跟朱棣相比的。
曾经刘濞的手下给他出过分兵绕道出其不意直捣西汉首都长安的妙计，但昏庸的刘濞没有采纳;而同样的情况，朱棣却听从了下属的建议，在战争进行到胶着状态时，率领轻兵绕过建文帝重兵防守的城市，强渡长江，直捣首都南京，毕其功于一役，用一次军事冒险漂亮的完成了“斩首行动”，取得了“靖难之役”的胜利。
所以叛乱对手的才能也决定了两次“削藩”策略的成败。

参考：
汉景帝的削藩其实是不成功的，他的削藩导致“七国之乱”，让汉朝陷入惨烈的内战之中，汉景帝最后也仅仅是惨胜而已，虽然造反的几个藩国被削了，但是帝国内还有很多的藩国，汉景帝也无力继续削藩。
真正成功的应该是汉武帝。
汉景帝削藩在刘邦击败项羽、赢得楚汉之争的过程中，为了争取那些手握兵权的实力派，刘邦在采取郡县制的同时采取了分封制，分封了韩信、彭越、英布等异姓王，并分给他们封地作为封国，使得他们成了相对独立的国家，然而这并非长久之计，刘邦在世之时为了消灭这些异姓王，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最终将这些异姓王几乎铲除干净，换上了自己子弟作为新的藩王，在刘邦看来，让刘姓人当藩王，不会颠覆中央政权。
然而，刘邦小看了他的子孙的野心，到了汉景帝时期，随着血缘的疏远和各个封国实力的增强，分封在各地的刘姓王国掌握了全国三分之二
汉景帝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于是汉景帝决定削藩。
汉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汉景帝采纳晁错的建议正式开始削藩，他采取了比较粗暴的、直接削减封国领地的方法，当削地的诏书送达到吴国时，原本就与中央不和的吴王刘濞（汉景帝在做太子时用棋盘砸死了吴王世子）斩杀来使，宣布起兵，要“清君侧”并且联合其他六国一起起兵，史称“七国之乱”。
刚开始，七国叛军军威很盛，打败了数万汉军，并将平叛的梁王（汉景帝的亲弟弟）军队击败，身在长安的汉景帝大为震惊。
汉景帝立即起用周亚夫，最终汉军在周亚夫的率领之下击败了七国联军，历时三个月的七国之乱被平定。
经此一战，汉景帝将所有的封国被都削减成一郡之地，并取消了国王的官吏任免权，极大的巩固了中央政权。
建文帝削藩朱元璋建立了明朝之后，鉴于元朝宗室较弱的教训，他决定分封诸子为藩王，而且给与藩王以一定的兵权，原意是让藩王们巩固中央政权，以免国家落入外人之手，然而朱元璋不明白，这样政权虽然不会落在外人手里，却增加了朱家内部的不稳定因素，那些手握兵权的宗室藩王始终对皇位虎视眈眈。
朱元璋去世之后，皇太孙朱允炆继位，史称建文帝。
建文帝继位之后，觉得那些手握兵权的叔父们对他来说是很大的威胁，而那些叔父们也对乳臭未干的建文帝不以为然。
于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建文帝决定先下手为强，采纳了黄子澄的意见开始削藩。
在削了几个软柿子藩王之后，碰到了一块硬石头——燕王朱棣，要知道朱棣不仅仅是藩王，而且是当时在世的最能打的武将了，他一直在北方边境上与蒙元残余势力作战。
朱棣胸怀大志，对朱允炆继位早就忿忿不平，如今建文帝削藩到他的头上，自然不能忍，于是起兵造反。
后来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由于建文帝下达的“勿伤吾叔”的命令，以及李景隆等人的错误指挥，朱棣攻破南京城，建文帝不知所踪，朱棣终于登上了梦寐以求的皇位，史称“靖难之役”。
建文帝的削藩，由于操之过急，自己的队友太过猪队友（黄子澄的削藩政策，李景隆的指挥），而且对手实力太强（朱棣是当时最强的武将），建文帝削藩失败，反而断送了自己的皇位。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能够成功削藩，而且付出极小代价、取得显著成果的当属汉武帝，他不仅将汉初以来不断发展、尾大不掉的诸侯国拆分成很多不具备威胁的小国，而且没有激起任何的造反行动，以微乎其微的代价解决了心头大患，其中的原因很多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个灵丹妙药就是推恩令。
汉武帝推恩令，顾名思义，就是诸侯国的国王将皇上的恩典（封国的土地、财政）继续分封给自己的儿子们，推恩令的最早提出者是贾谊，他曾在《治安策》中向汉文帝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汉文帝虽然也部分采纳，但是推行较为缓慢，并没有得到较好的效果。
最终将推恩令发展和完善的是汉武帝的大臣主父偃，而将推恩令颁布实行的是汉武帝。
主父偃原本，汉朝时王国的继承都是嫡长子继承制，即国王去世之后，王位和整个王国都由嫡长子（世子）继承，其他的王子什么也得不到，这样一来，国王虽然换了，但是王国还是那个王国，而且经过几代的积累，一些较大的王国的实力不亚于中央政府，对中央政府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而中央政府又不能随意削藩，否则会像汉景帝时期那样，引发七国之乱，后果难以预料。
所以主父偃将推恩令进行了完善——各个封国的国王将皇上的恩典广而分之，以后国王的世子可以继承王位，但是国王的其他儿子们将不再是一无所获，而是可以获得王国的部分土地，建立侯国。
推恩令有几个好处：一、削弱了王国的实力，藩国国王的其他儿子们的侯国分到了王国的部分土地，而且在汉朝侯国归郡县管辖，意味着这些侯国的土地和财政其实是归了中央，这样下去，几代之后，那些大的藩国估计也就剩下几个城池了。
二、将藩国和中央政府的矛盾变成了藩国内部之间的矛盾。
原本国王的其他王子们对王国的土地和财政是没有任何指望的，现在有了推恩令的政策支持，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着想，必然会去跟藩国的国王极力争取，这样藩国的国王们要疲于应对这些兄弟们，就没有精力和实力与中央政府对抗了。
虽然推恩令是个很不错的政策，但是仅仅有推恩令就能顺利的削藩了吗？
没那么容易，因为推恩令的施行是需要时间的，只有等这一代的国王死了之后才能实施，需要非常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一过程。
所以汉武帝除了推恩令外，还有其他的杀手锏，只有这些政策配合使用，才能更好的完成削藩这一重任。
酎金律酎金是指汉朝时诸侯在宗庙祭祀时随同酎酒所献的黄金，诸侯王和列侯都要按封国人口数献黄金助祭，如果所献的黄金成色不足或者数量不足，则“王削县，侯免国”，就是说王国要削掉封地（以县为单位），侯国则要除掉国家的封号。
其实这个政策从汉文帝时期就有，但是一直没有很好地执行，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武帝以此为理由，趁机削弱各个封国的实力，属于慢刀子割肉，温水煮青蛙，一次削你一个县，你也不可能为了一个县跟中央政府打一仗，所以酎金律是推恩令的一个重要补充。
附益之法简单的说，就是不允许诸侯王们结交大臣，防止他们形成政治集团，只让他们享受赋税，而不允许干涉地方行政，这样诸侯王们光有钱而不能结交大臣，有钱只能吃喝玩乐，而不能形成政治集团，从而也就失去了与中央政府争雄的政治和军事实力。
私出界罪这是针对诸侯王而定制的罪名，是指诸侯王们不能随意越过封国的疆界，限制了诸侯王们的自由行动，使得他们不能随意结交，不能随意活动，一旦发现有人私出国界，就会被降爵。
不过还好汉朝时候封国还算比较大，像明朝的那些藩王们封国其实就是一个大城市，这些藩王们基本连城市都出不去，也是憋屈得慌。
所以，汉武帝能够将当时的诸侯国的实力限制住，并且逐步的对个诸侯国进行削弱，不仅仅是因为推恩令的施行，在实施推恩令的同时，汉武帝还巧妙地利用了酎金律、附益之法和私出界罪等辅助手段，最终将诸侯国的威胁消除于无形之中，这一事件也体现了汉武帝卓越的政治才能和高超的政治手段，不愧为千古一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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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做皇太孙时，汉景帝就是少年朱允炆心中的不二偶像。
削藩的好些步骤，朱允炆更是一板一眼照着汉景帝学。
而且他登基后的形势，更比汉景帝好太多。
大明朝中央军力实力，对边境藩王是压倒性优势，绝非控制区域困于关中平原，一度要硬杠六十万叛军的汉景帝可比。
理论上说，朱允炆“削藩”，本该比汉景帝更轻松才对。
可一个要命原因，却终于叫朱允炆与汉景帝“同人不同命”：朱允炆
其实实事求是说，削藩成功且延续“文景之治”的汉景帝，能力问题也很严重。
比如七国之乱刚爆发时，他就出现了严重判断失误，听信大臣袁盎的谗言，果断杀害了力主削藩的能臣晁错。
不但自坏长城杀死了文景时代汉朝最杰出战略家，更叫叛军气焰更加熏天，险些就自毁战局。
但比起断送皇位的朱允炆来，汉景帝却至少有三个关键能力，都比朱允炆强得多。
第一个能力，就是战略规划能力。
当拼凑了六十万规模的“七国叛军”，大张旗鼓向着关中平原杀来时，开局时一度惊慌失措的汉景帝，却是早早扎好了口袋。
“以梁委之，绝其粮道”的战略，被不折不扣执行。
汉王朝以梁国都城睢阳为屏障消耗叛军，再以断粮袭击的方法发起总攻，很快就令嚣张的叛军师老兵疲，陷入崩溃境地。
可以说，从叛军强攻梁国的那一刻起，这场撞进汉景帝套路里的叛乱，败局就已注定。
这样的规划能力，一千五百多年后的朱允炆，每一招“削藩”也看似深思熟虑，可一开始只挑软柿子周王等人狠捏，还错过了可以提前扣押朱棣的机会。
后来朱棣撕破脸皮造反后，迅速集结百万大军讨伐的朱允炆，更是半点战略规划都没有，满脑子就想着用优势兵力怼死朱棣，却是不出意外，败的稀里哗啦。
可以说，比起汉景帝从头到尾的战略来，认真学习的朱允炆，在战略规划层面，却是皮毛都没学到。
完全好似王八拳乱打，自然也就不出意外，被好叔叔朱棣揍得头破血流。
而比起战略规划能力来，朱允炆同样差得远的，是心理素质。
比起刘邦李世民朱元璋朱棣这些铁腕帝王来，汉景帝的心理素质，显然是弱得多。
否则也不会干出冤杀晁错的蠢事。
但接下来恢复冷静的汉景帝，还是在平叛战场上展现了强大心理素质。
特别是平叛的拉锯战时刻，汉景帝委以重任的主帅周亚夫，咬牙坚持“以梁委之”的战略，导致苦守睢阳的汉景帝亲弟弟梁王刘武，惨遭数十万叛军狠打。
这下各方压力全来，死催周亚夫援救梁王。
却唯独汉景帝头脑冷静，硬把这类声音全压下。
也正是因为这不遗余力的力挺，一代名将周亚夫，才得以放开手脚打开一场，率领着兵力严重劣势的汉军出奇制胜，在叛军最人困马乏的一刻发起暴烈攻击。
曾经震撼汉王朝全境，双方参战兵力近百万的七国之乱，就这样不出三个月就波澜不惊扫平，堪称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奇迹。
这奇迹的缔造，来自汉王朝自晁错军事改革后满血上升的战力，也来自周亚夫出神入化的指挥。
但最重要的，却是汉景帝在战争关键时刻，能够顶住一切干扰的心理素质。
放在朱允炆身上，这“心理素质”却一次次给造反的燕王朱棣送大礼。
朱棣造反初期，明朝开国名将耿炳文就一度重创朱棣，可偏偏朱允炆嫌耿炳文赢的太慢，拍脑袋换上草包主帅李景隆。
在这位草包的指挥下，明朝百万大军先后被朱棣吊打。
后来朱棣长驱直入，又被明军名将徐辉祖阻击，眼看又是进退不得，却还是朱允炆关键时刻瞎指挥，擅自把徐辉祖调走，直接方便朱棣迅速进击，一举端了南京。
把瞎指挥的朱允炆，打得至今下落不明。
如此孱弱心理承受能力，足以和几百年后的亡国之君崇祯“媲美”。
可比这心理素质更弱的，却是朱允炆最致命的一条素质：识人用人能力。
汉景帝能够有惊无险平定七国之乱，最重要的成功经验，就是慧眼识金的用人能力。
特别是前线平叛战场上，从主帅周亚夫到战将灌夫窦婴栾布，甚至当时还是少壮派的李广，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当时西汉王朝一等一的军事人才。
单看将帅们的作战素质，人数严重劣势的汉军，却是高出一个档次。
在叛军师老兵疲后，高素质的汉军主力吊打没素质的几十万叛军，基本没有悬念！放在朱允炆身上，却更生动诠释了一个事实：一个用人昏聩的皇帝，是怎么把满手好牌打烂的。
朱元璋临终前，为朱允炆留下了强大人才团队，带兵的郭英耿炳文徐辉祖，每一个都是顶级名将。
文官卓敬等人，也是不世出的战略人才。
可朱允炆呢？
放着这些人才不用，偏信身边齐泰黄子澄等腐儒，对实在亲戚李景隆更是宠信有加，简直到了挨打多次依然不悔的地步。
而最为讽刺的是，在朱棣兵临南京的时刻，朱允炆本可还有坚守机会，但正是朱允炆最信任的李景隆临阵反水，替朱棣打开城门，完成了中国古代造反史上独家奇迹：大一统王朝里，藩王首次造反成功。
综合说来，这位少年时就景仰汉景帝的朱允炆，虽然常被后世文人同情，但以
这样的素质，别说扛住“削藩”，基本什么事都扛不住。
以这个意义说，燕王朱棣造反成功，开创大明辉煌的永乐盛世，对于明王朝来说，真是救命的意义！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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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对手的角度来说。
七国之乱时为首的是吴王刘濞，刘濞是刘邦的哥哥刘仲的儿子。
刘邦当皇帝后，封刘仲为代王，匈奴进攻代地，刘仲打不过匈奴，就逃到了洛阳。
刘邦因为兄弟的缘故，并没有加罪于刘仲，只是将他降封为侯。
英布叛乱时，刘仲的儿子刘濞时年二十岁，从征英布。
消灭英布之后，刘邦想封一个刘姓子弟在当地镇守，但当时他自己的儿子还都年龄太小，都不合适，所以就封刘濞为吴王，镇守吴、会稽一带。
刘濞镇守的吴地北边是楚国，南边是南越，东南是东越，都不是太需要打仗的地方。
所以，虽然刘濞一直积累粮饷，到六十二岁才起兵造反，但实际上他的军事斗争经验并不充足。
叛乱开始后，曾有下属提议从长沙方向进攻南阳，再沿武关道进入关中，直奔长安，也有人建议他如果遇到抵抗，不要过多纠缠，就绕过去，直奔洛阳，先占据洛阳。
结果他都未能采纳，一直在围攻不肯投降的梁国。
从血统上说，刘濞是刘邦的侄儿，而刘邦的子孙在世的还有很多，帝位远远轮不到刘濞来问津。
无论是文帝时期他和朝廷一度关系紧张，还是到景帝时期公开造反，和刘邦的子孙相比，他的血缘关系都要远很多，并没有什么正当性。
他唯一能够用来动员各地的诸侯王参与叛乱的，实际上就只有朝廷要削藩，削减诸侯王的封地，以共同的利益把其他诸侯王捆绑在一起。
朱棣就完全不同了。
朱元璋当皇帝平定全国之后，就在北方和蒙古残余势力接境的地方，分别分封了秦王、晋王、燕王和宁王四个王，在朝廷派兵出征蒙古的时候，经常会让军事能力突出的晋王和燕王领兵，都护诸将。
而到燕王起兵叛乱的时候，秦王和晋王都已经死了，朱棣又马上乘其不备，偷袭了宁王。
所以，朱棣本身的军事素养和经验都是比较充足的，对朝廷主要将领的基本情况也比较了解。
从血统上讲，按照朱元璋原来确定的继承顺序，在太子死后，那么下面就应该依次轮到他后面的儿子，也就是秦王、晋王这两个嫡子，而秦王和晋王都在朱元璋还在世时就已去世，那么按照朱元璋确定的原则，无嫡立长的原则，年龄最长的恰恰就是朱棣。
只是因为朱元璋特别疼爱朱标，所以朱标死后，才又临时确立朱标的儿子建文帝为皇太孙，成为皇位继承人。
也就是说，朱棣本身就是有皇位继承权的。
再从朝廷的角度来说。
汉景帝继位时已经31岁了，又做了很长时间的太子，所以政治经验是比较丰富的，也比较成熟。
而在靖难之役发生时，建文帝年仅21岁，还比较年轻，又长期生长于深宫之中，社会经验和政治经验都很缺乏，军事斗争经验更加缺乏。
即便如此，汉景帝在七国之乱之初，也出现了政治判断上的失误，以为可以以政治上的妥协来平息叛乱，先是按照袁盎的意见，诛杀了提出削藩建议的晁错，以堵塞七国之乱的“诛晁错，清君侧”的理由，甚至一度同意袁盎的意见，愿意承诺把已经削减的各诸侯王的封地再还给各诸侯王，以此来平息诸侯王的愤怒和叛乱。
在绥靖政策失败之后，才分别派兵遣将去平定叛乱。
在对付叛乱的策略上，汉景帝对周亚夫是完全信任的态度，梁王在受到吴军的围攻后，周亚夫也坚持不派兵救援，而是长围久困，分兵骚扰和袭击敌后，切断叛军粮饷供应道路，然后坐等叛军在坚城之下逐渐疲敝，梁王甚至派人到宫中向太后哭诉，周亚夫也不为所动，朝廷也并未强硬要求周亚夫出兵，更没有因此而临阵换将。
建文帝倒是没有想过退缩妥协以平息燕王的叛乱，而且燕王叛乱始终没有得到其他诸侯的响应，朝廷只需要一心一意对付燕王就行了。
朝廷一开始任命耿炳文为主帅，讨伐燕王，其实耿炳文的策略和周亚夫一样，都是先立足于做好防御，防止叛乱蔓延到其他地方，逐步封锁，压缩其活动空间，待敌自弊。
但因为初战有几次失利，建文帝就改变主意，又任命李景隆为主帅，主动出击，结果反而被燕王击败。
其实从双方的形势来说，任何时候，朝廷一方都输得起，而叛乱的一方输不起。
叛乱在初起的时候，都是兵力不足，地盘比较小的一方，是弱势的一方，所以他们必须集结重兵寻求与朝廷军队进行主力决战，击败朝廷军队后才能打开局面，扩大地盘和政治影响，劫掠州县获取钱粮以支持战争。
所以朝廷一方只要做好防御，让叛军无隙可趁，无法扩大地盘和劫掠，用不了多久就会粮饷断绝，内部出现内讧，很快就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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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汉景帝也没扛住，他的削藩最后也是失败的，只不过说他本人没有被搞死而已。
那么汉景帝削藩，为什么不是朱允炆那样的结局呢？
（汉景帝）第一，汉景帝的时候，诸侯并没有什么军队。
七国诸侯中，实力最强的是刘濞。
刘濞这
但是封王以后，刘邦就有些后悔，然后对刘濞说，你将来不会造反吧？
刘邦的这句话，可以说是套在刘濞脑袋上的紧箍咒，他想养军队也不敢了。
当然了，他也不是什么都不养，他养了很多有才能的人，这种情况，其实就像战国四君子那样，是一种遗风，别人也不好怀疑他。
因为刘濞等诸侯没有训练有素的军队，所以即便他们真想把汉景帝拿下来，也怕打不赢，所以没有那么坚决。
（晁错）第二，汉景帝动了诸侯们的利益，但动得并不是很大。
汉景帝也就是削掉了他们的一个郡两个郡，一个县两个县这些，并没有像朱允收那样，完全把某个诸侯给废掉。
也就是说汉景帝是削藩，而不是废藩。
不是废藩，就没有把诸候们逼到当亡命之徒的境地。
只不过这种赤裸裸的要把人家的地给拿去，让人家无论如何接受不了。
后来，汉武帝就要聪明得多。
他实行的是“推恩令”。
他并没有说要拿掉那些诸侯们的地，他只是说要利益均沾，要大家都得到好处。
他把诸侯们的地又分给了很多的诸侯子弟，并且给这些诸侯子弟们自行其事的权力。
这样做，实际上也是在削藩，因为他把诸侯的地削减到最少。
但是诸侯们却只能吃哑巴亏，有苦说不出。
（朱允炆）第三，汉景帝做了一件不大光彩的事情，就是拿晁错垫背，把晁错给杀了。
诸侯们当然知道，要搞他们的肯定是皇帝。
但是他们不能说皇帝要搞他们，他们只能说，是奸臣蒙蔽皇帝，所以要帮助皇帝清理这些奸臣，所以叫做“清君侧”。
刘启当然也知道，是他想搞掉这些诸侯们，免得他们威胁自己的皇位，晁错是对他忠心耿耿的。
但是到了事情没法收拾的时候，他认怂了。
他说，你们说的对，确实是这个晁错蒙蔽了我，把他杀掉就好了。
如此晁错就成了替死鬼，然后诸侯们也就无话可说。
朱允炆并没有做这样的卑鄙事情，所以最后方孝孺那么赤胆忠心，就算灭十族，就算腰斩，也不投降。
刘启虽然扛住了，但无论从人格还是事业上，他其实都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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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帝王自身存在着差距汉景帝和建文帝两人的差距是两人结局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几点：1、继位方式。
汉景帝继承的父亲汉文帝的皇帝，而建文帝继承的是爷爷明太祖的皇位，无疑在正统性汉景帝要比建文帝更有信服力。
汉景帝面临的反叛是刘家旁系远亲的反叛，而建文帝面临的可是朱家嫡亲的反对。
所以继位方式的不同，让他们面临的“清君侧”问题有事有差异的。
2、执政经验问题。
无疑汉景帝年长，治国经验要比建文帝反复。
而且七国之乱发生时汉景帝已经继位三年，已经是站稳了脚跟。
靖难之役发生在建文帝继位第一年，根基不稳。
很明显的执政经验问题，导致建文帝操之过急。
3、
这一点很重要，帝王的
帝王的能力包括性格等都是影响国事的重要因素。
建文帝不如汉景帝，如同样面对以“清君侧”名义的反叛是，汉景帝异常果断狠辣，毫不犹豫地将建议他削藩的亲信大臣晁错处死，断绝的叛军起兵造反的借口。
而建文帝却不行，舍不得对几位亲信动手。
建文帝的懦弱摇摆不定还体现在前线大将军事上的干预，见事不利就更换主将，动摇军心。
汉景帝则不同，七国之乱发生后，汉景帝全权任用父亲时代就看中的周亚夫平叛，直到平叛结束。
二、叛军的形势也不同1、反心不同。
吴王刘濞老早就对汉景帝不满，刘濞的太子在汉文帝时期就是被当时也是太子的汉景帝砸死的，吴王由此对朝廷心生不满，从此不遵守诸侯对天子的礼节，称病不朝。
加上他的吴国实力强大，有反叛的资本。
燕王朱棣的反心应该说并不是老早就有的，很大程度上是朝廷削藩削到他头上，有被逼反的味道。
而且削藩是他早北平还处于建文帝派来的人的监视之中，不是早就厉兵秣马，一心反叛的。
2、军事才华不同。
吴王在汉高祖时期也是上过战场的，有军事能力，但此时反叛时隔二三十年，早已养尊处优惯了，不能亲自上战场。
此外他早已年老，时日无多。
估计他的手下斗志不强，但是朱棣不同，他久经战场，更关键是年富力强，反叛后经常在前线冲杀，燕军的士气很高，这样的有前途的老板值得他们拼搏。
3、吴王过早称帝，朱棣一直等到最后。
汉景帝诛杀晁错后，吴王就自称东帝，摆明不再是“清君侧”了。
这引起其他诸侯王的不满。
他本来纠结六国参与，这些人有的被裹挟有的是投机，并不是对吴王有多推崇。
如胶西王、胶东王、淄川王围攻齐都临淄，三月不下。
等到朝廷大军前来，三王便退兵回到封国。
胶西王回国到汉营请罪，被斥责叛乱后羞愧自杀而死。
济北王刘志则是被胁迫参与叛乱，后来他未发兵。
吴王称帝过早暴露了他的真实意
4、后方问题。
吴国的后方是越国，他们本来是中立，后一见吴国战败，在朝廷的鼓动下，就立刻对逃到这里来的吴王下手。
朱棣身居北平，没有后方之患，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敌国北元蒙古。
这个地方是朝廷和朱棣自己都不敢轻易犯险将它卷进来的。
总之，除了吴王刘濞和燕王朱棣的差异外，汉景帝和建文帝存在的差异也是造成汉景帝成功而建文帝失败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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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削藩，为什么汉景帝因削藩而兴，而朱允炆却把自己削没了呢？
纵观“七国之乱”和“靖难之役”，虽然两者相隔了一千多年，但实际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叛乱的导火索都是削藩导致藩王造反，且藩王都是以“清君侧”的名义起的兵。
按理说，“七国之乱”的规模要甚于“靖难之役”，但偏偏规模大的仅三个月就被平息了；
而规模小的却肆虐了整整四年最后还被颠覆了政权。
那么，到底是哪个环节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呢？
试着分析一下，应该是：一、削藩的策略不同在汉景帝和建文帝登基不久，都感受到地方藩王的威胁，因此均采纳了大臣的建议开始削藩。
汉景帝则擒贼先擒王，选择从最大的藩王刘濞开始。
当刘濞联络其他藩王一起造反时，一切都很仓促，以致后劲不足，指挥更是有些混乱。
而建文帝却选择反其道而行之，从弱小的藩王开始，这无疑提醒了燕王朱棣必然的下场，让朱棣有足够的时间去做充分的准备。
二、
这足以看出汉景帝的阴辣果断。
错斩晁错后，汉景帝很快恢复冷静，派出主帅周亚夫，在平叛的拉锯战关键时刻，给予完全信任，咬牙坚持其“以梁委之”的战略，最终大获全胜。
而建文帝年纪较轻，性格上也比较优柔寡断。
最失策的是将质于京中朱棣的三个儿子放回，让朱棣无所顾忌。
后来派耿炳文讨伐朱棣，可又不相信他，在耿炳文几次失利后就换上毫无谋略的李景隆，结果几乎全军覆没。
三、平叛的将领不同汉景帝的父亲汉文帝为他留下了一个大将周亚夫，周亚夫治军严谨，运畴帷幄。
刘邦曾说过：“安汉者，周氏也”。
曾留下“细柳整军”的美谈。
但建文帝呢？
他祖父朱元璋几乎把所有能征惯战的大将诛杀殆尽，留下的郭英耿炳文徐辉祖及文官卓敬等人其实也不错，可建文帝偏放着这些人才不用，而重用只会纸上谈兵的黄子澄等腐儒及李景隆。
最为讽刺的是，这李景隆输了也就罢了，可他却在朱棣兵临南京时，临阵倒戈打开城门，帮助朱棣完成了藩王造反成功的奇迹。
四、举兵的藩王有异当年刘濞起兵造反时已年过花甲，体力有所不支。
作战经验也不丰富，在起兵之初不听建议执意攻打城池坚固的梁国，锐气大伤。
再加上各国之间都在各自盘算着自己的利益，无法团结协作。
而朱棣彼时才39岁，正值壮年，从小就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久经沙场。
乱世长大的他文韬武略世所罕有，稚嫩的建文帝又如何是朱棣的对手呢？
因此，

参考：
景帝的处理方式和朱允文的处理方式都差不多，景帝之所以胜利有周亚夫，而朱允文却是大草包李景隆。
平叛主帅选择的对错，决定了最后的胜利，再就是一旦开战，景帝全力支持平叛，绝不掣肘周亚夫的平叛措施，即便是自己的弟弟梁王一再求救，景帝也置之不理，这样就为周亚夫赢得了时间。
最终平定七国叛乱对比之下，朱允文主帅的选择就是错误，李景隆不过是勋贵之后，没有任何作战经验。
刚开始真定侯耿炳文不过是吃个小亏，就被朱允文罢免兵权。
过于急躁，黄子澄，方孝儒都是书生领兵，从任何方面来看，朱允文都没有输的道理。
可见朱允文的能力比景帝差的太远。
景帝与朱允文在开始的都有些惊慌失措，景帝更是被迫诛杀晁错。
借以平叛，朱允文更是放了装疯的朱棣。
但后期景帝做的很好，朱允文就没有做对过，一步错，步步错。
最终导致靖难，叔叔篡位，自己落了个失踪不明。

参考：
中国历史上有多次削藩引起的叛乱，汉朝七国之乱，明朝靖难之役，清朝三藩之乱。
当然西晋的八王之乱也是藩王作乱，但不是削藩引起，不在讨论之列。
朱棣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藩王造反直接当上皇帝的。
这里就体现出朱棣的才能和运气。
对比汉景帝刘启和明朝建文帝朱允炆，你会发现，明朝削藩失败有几点原因。
1，领导才能不同。
刘启重用窦婴，周亚夫等人，朱允炆重用齐泰黄子橙。
刘启痛杀晁错，朱允炆连前线胜败都被蒙蔽。
2，天时地利不同。
刘启是北方打南方，越战越强。
朱允炆南方打北方，越打越弱。
朱棣每次危难都有异常天气助阵。
3，君主领导力，战斗意志不同。
刘启联合弟弟梁王刘武，龟缩守城，断敌粮道，强大的吴楚三个月失败。
朱允炆财大气粗，先后派出百万军队打朱棣，却节节败退，仅在山东有抵抗，长江防线和南京坚城一鼓而下。
刘启除恶务尽，朱允炆关照官兵不要杀朱棣。
实际上，朱棣八百卫兵起事，实力比起吴王刘濞来差太多，天纵英才，不是一般人能对付得了的。

参考：
同样是削藩失败造成藩王造反，汉景帝刘启成功，建文帝朱允炆失败，主要原因应该有
首先，两次叛乱，七国之乱最终是七国失败；
靖难之役最终是朝廷战败。
但是从所处位置来说，失败的都是江南一带的政权。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西汉时期的主要敌人是匈奴，虽然通过和亲，保持了一个相对平衡，但是和亲毕竟不好听，是弱势的表现。
因此汉文帝汉景帝都一直在积蓄力量，中央军虽然没有大规模作战，但都在积极训练。
周亚夫的细柳营就是证据。
而七国都远离前线，根本就感受不到直接的威胁。
虽然吴王刘濞等人有反叛之心，但军事准备不够充分。
中央军战斗力远高于七国军队。
而明朝主要敌人是长城以北的蒙古。
造反的燕王朱棣恰恰就是抵御蒙古的主要人物，他的军事能力强，部下战斗力强。
而明朝首都在南京，远离战场，中央军战斗力肯定比不上身经百战的燕军。
这一点也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
再就是从政府方面看汉景帝的能力远强于建文帝，从叛军方面看，朱棣远强于刘濞等人。
汉景帝刻薄寡恩过河拆桥，但他敢于丢卒保帅，比如在七国之乱时干脆利落的就杀死了自己的老师晁错；
也能把手下玩弄于股掌之间，通过一系列试探激将就把周亚夫给逼死了。
而在平定七国之乱的时候，汉景帝就敢于放权，大胆让周亚夫全权负责平叛。
建文帝则是优柔寡断，该施恩的时候狠，逼死了自己的皇叔，该狠的时候又妇人之仁，一句“毋使朕负杀叔父名”让一次次朱棣死里逃生。
这样不但助长了朱棣的嚣张气焰，更寒了忠于建文帝的将士的心。
从叛军方面看，七国叛乱的主犯刘濞水平不足，准备了那么久的造反事业一塌糊涂，临起兵了才拼凑出一支乌合之众。
军事能力不足，不能随机应变，被梁国死死拖在睢阳数月之久，丧失了战场主动权。
而朱棣则是身经百战的大将，比建文帝手下耿炳文李景隆之流强出很多，而且朱棣能够随机应变，知道朱允炆不想杀自己，他就敢以身犯险，给大军断后；
在山东赚不到便宜，就当机立断绕过山东直逼南京。
当然还有其他因素。
比如汉景帝运气较好，手下还有周亚夫这样的名将；
而明初的名将基本上被朱元璋杀得差不多了，没人拿的出手。
还有就是叛军的身份问题，朱棣是嫡系皇族，而且是朱元璋在世最年长的儿子，有一定威望。
他只是攻下南京逼死了建文帝，就顺利登基了，后面反对他的人并不多。
而七国之乱主谋刘濞不是刘邦后代，从法理上不具备当皇帝的资格，他造反名不正，言不顺，还有不少的诸侯国反对他们造反，比如叛军在梁国和齐国就遭到了强烈抵抗。
如果叛军战事不利，起兵勤王的势力肯定会越来越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