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纣到底是替天行道还是蓄谋已久的夺权

很高兴回答这个问题。
据史料记载,商纣王后期,昏庸无道,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他除了耗费巨资征调大量民力建鹿台,造酒池肉林,致使国库空虚,另外又听不进贤臣的劝谏,因此日渐失去人心。
这时候,周武王在西边联合许多的小国,对商朝发起了进攻。
在行进到牧野这个地方,距离商都朝歌仅有70里的时候,武王主持举行了誓师大会,厉数商纣王的诸多罪行,鼓动大家与纣王决一死战。
直到这时,纣王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处于危险境地,不得不停止了享乐,召集大臣们商议对策。
但是此时,朝中贤臣早已被杀或跑光,军队也有部份反叛,有的不在都城一时难以调回,所以纣王只好将一些奴隶或是罪犯临时组织起来以对抗武王。
由于纣王平时的残暴成性,所以这些奴隶、罪犯对纣王早是恨之入骨,因此部队一开到牧野,便纷纷倒戈,转头杀向纣王。
结果,纣王于牧野大败,连忙逃回朝歌。
武王乘胜追击,兵临朝歌城下。
纣王眼见大势已去,只好登上鹿台放火自焚。
最后,武王攻下朝歌。
这就是中国远古史上著名的“武王伐纣”。
那么,正如
当然这是小说,大部份内容与历史应该是不符。
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中,纣王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记载:“帝纣资辨捿疾,闻见甚敏,臂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挋谏,言足以饰非,矝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已之下……”由此可见,武王还真是个不错的人,能文能武,才思敏捷,不像个笨蛋呀!另有史料记载,纣王不是一个只知吃喝玩乐的无能之辈,在他统治其间,东征西讨,使商的疆域扩张的同时还保障了地方的安定,而且在交通方面也有所作为,使中原的先进文化及生产技术得以传播到东南一带,让当地逐渐获得发展。
孔子的弟子子贡也曾对商纣王是否是一个残暴无道的君王提出过质疑。
他认为,这应该是被人强加于头上的罪行,是有意丑化载赃从而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后面各朝代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这是政敌别有用心的宣传,实际上奢侈荒淫、镇压反叛、剪除异己等等,这都是帝王特有的共性,非纣王独有,把纣王描绘得如此荒淫无道、骇人听闻、令人发指,显然有夸张过度。
另外,把罪恶的根源扯到女人(妲己)的身上,道理也显得太过牵强。
在古代,女人实际上是没有地位的,再说妲己不过是被打败的部落的女儿,能左右得了帝王吗?
显然不可能。
那么,武王伐纣,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出于什么原因呢?
据《吕氏春秋》记载,纣王企
当时东夷本来与商族有族源关系,因不满商纣的压榨而叛商,于是商纣王便派国中主要兵力去征讨东夷,结果被周武王乘机而灭商。
司马迁《史记-周本纪》中记载:“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
太师庇、少师疆抱其乐器而奔周。
于是武王偏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
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

参考:
替天行道是话题。
大造舆论,蓄谋夺权是事实。
成王败寇,何来正义……
参考:
1.伐无道是根本。
纣王无道是史有记载的,君无道该伐。
2.夺其权是目的。
武王伐纣其目的是颠覆旧政权,建立新政权。
3.改朝换代是结果。
中国古代王朝执政后期,大都是贪官污吏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结果新的政权取代腐朽落后的政权。

参考:
武王伐纣,是替天行道还是蓄谋已久的夺权?
文史不假来竭力回答这个问题。
当殷商的历史传承到帝辛时,商朝初年的鼎盛早已不复往昔。
尽管我们不知道帝辛的生卒年,但却知他是帝乙的少子,更是商朝的末代皇帝,到西周后改称其为纣,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商纣王。
2000年,在我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将其在位时间推定为公元前1105年至公元前1046年。
一、即位之初在帝乙崩世后,其子帝辛继位为商朝的第三十代君主。
事实上,从商汤灭夏后开始,殷商的历史已经传承了六百多年的时间。
即位之初,帝辛就任命了周侯、鬼侯和鄂侯作为当朝的“三公”。
而这三位诸侯,都被史书记载为是当时的贤能之士。
由此可见,帝辛在即位之初,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励精
(一)周侯周侯名叫姬昌,他就是闻名于后世的周文王。
其部族在爷爷公亶父的带领下,才迁徙到了岐山的脚下。
在此,他们开始繁衍生息,低头发展,很快就扩充了实力。
姬昌的父亲季历即位后,开始四处征伐,恃强凌弱,进而引起了商朝中央政权的警惕。
为了防范周侯的一家独大,商王文丁趁季历来朝歌参拜之时,一举将其斩杀,史称为“文丁杀季历”。
姬昌即位后,立即率兵为父报仇,大举讨伐商朝。
结果,不善作战的他很快就被帝辛的父亲帝乙击败,姬昌只得继续臣服商朝政权。
之后的十数年里,周侯姬昌开始韬光养晦,暗中积蓄力量。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帝辛继位之时。
(二)鬼侯鬼侯又称为九侯,他是殷商后期时盘踞在今天山西北部和陕西北部的鬼方部落中的一部。
可惜,后世对鬼方部落的记载并不多,只在殷墟卜辞中有显示而已。
鬼方部落历来都非常崇尚武力,历史上就曾多次和商朝发生过战争,双方互有胜负。
武丁担任商王期间,曾集结了各诸侯的势力,共同出兵讨伐鬼方部,终于将其击败并收服于商朝。
(三)鄂侯鄂侯的所在地位于殷商王畿之地的西南方向,大致就相当于今天河南省沁阳的西北一带。
鄂国虽然面积不大,但却是诸侯国中的强者。
在帝乙当政后,鄂国也因为大肆扩张而遭到了商朝中央的惩处。
帝辛即位后,鄂侯表面继续臣服于殷商,但私下却并不安稳。

因此,帝辛才任用
说白了,无非就是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而已,先搁在眼前,用笼络的方式慢慢进行分化瓦解。
二、开始暴政在王位稳固后,帝辛开始不安分了。
他对内横征暴敛,严刑峻法;
对外连年征战,国无宁日。
于是乎,国内的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商朝的统治基础被严重动摇了。
关于商朝的历史,相信很多人都是通过《封神演义》或者《封神榜》而得知的。
在这些文学作品中,纣王沉湎于酒色,尤其是对于被狐狸精附体的妲己宠溺无度,导致了自己众叛亲离,还被西周政权所取代。
那么,妲己这
关于妲己这一人物,历史上还就真实存在过。
据《史记·殷本纪》记载:殷纣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
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
另据《吕氏春秋》记载:商王大乱,耽于酒德,妲己为政,赏罚无方。
除了《史记》和《吕氏春秋》外,《左传》中也有关于妲己的记载。
可见,历史上确有其人,并非完全的虚构。
除了妲己等大量的美色以外,纣王还强娶了鬼侯之女。
不过,因为此女不喜纣王的荒淫无度和嗜杀成性,很快就被纣王虐杀。
甚至,余怒未消的帝辛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还将鬼侯本人施以醢刑,剁成了一堆肉酱。
鄂侯开始多次劝谏,制止纣王帝辛的暴行。
结果,纣王竟然连鄂侯也不放过,将其施以脯刑,晒成了人干。
周侯姬昌一看势头不对,准备偷偷逃回自己的封地。
结果,很快就被崇侯虎捕获并关押起来。
为了保命,周侯向帝辛再三表示誓死效忠,还进献了大量的美女和珍宝,以及洛水以西的一大片土地,帝辛才勉强同意将其释放。
在清除完“三公”势力后,商朝早已危机四伏,可纣王帝辛却懵然不知,继续霍霍人生,还任用了只会溜须拍马和阿谀奉承的费仲来出任国相。
三、众叛亲离由于纣王乱政,越来越多的诸侯开始叛乱。
甚至于,就连殷商统治阶级的上层中,也出现了王族的分裂。
(一)箕子箕子名叫胥余,是帝乙的弟弟,更是纣王帝辛的叔叔。
纣王登基之初,箕子尚能竭力辅政。
但是,目睹纣王的残暴无道,他苦心谏阻却毫无效果,甚至还得罪了纣王。
在见到忠直的比干被纣王挖心残害后,箕子料定成汤六百多年的基业必将断送于帝辛之手,竟然割发装癫才躲过了一劫。
(二)比干比干也是帝乙的弟弟,是纣王的叔叔,此人贤德,一向都主张宽仁治国。
帝乙过世前,比干受托孤重任来辅保帝辛。
对于比干的多次劝谏,纣王帝辛开始时还有所顾及,但却越来越怒不可遏,最终决定杀之以儆效尤。
关于这段,《封神榜》中还专门演绎了比干七窍玲珑心的神话故事。
(三)微子微子是帝乙的长子,也是纣王帝辛的长兄。
因为出生不高,有德有才的他才没有继承王位。
纣王帝辛即位之初,兄弟二人的关系还是非常亲近的。
但是,随着纣王的黑化,微子也积极谏阻,竟然遭到了帝辛的猜忌。
为了避祸,他只得悄悄出走,躲回了自己的封国。
武王灭商之后,微子亲持商朝王室的礼器,表示愿意归顺周朝。
武王非常感动,准其复位如故,继续为诸侯。
四、诸侯反叛周侯姬昌返回自己封地后,立即开始扩充备战。
同时,他广布恩德于四方,引来许多中小诸侯的真心归顺。
与此同时,纣王帝辛即位后,他的精力一直都集中于东南地区,持续对东南地区进行扩张。
因此,商朝的主要军力多驻扎于东南部,使得西部地区兵力空虚,为周侯日后的突袭埋下了巨大隐患。
公元前1050年左右,周侯姬昌病逝,他的世子姬发继位,后世称其为周武王。
在武王继位后,表面继续臣服于殷商,实则更加积极地扩军备战。
他利用商军暂时无暇西顾之机,大肆向东进行扩张,已经越过黄河,威胁到了商朝统治的核心地带。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大会诸侯于盟津,准备对商朝发起攻击。
而此时,殷商的主力尚在淮河流域远征东夷,使得这次会盟具有了突袭的意味。
不过,通过甲骨文的记载和考古学家的推测得知,此次会盟并非是“不期而会”,而是以周侯为核心的一次精心夺权。
五、牧野之战听闻武王会盟,纣王帝即就慌了,匆忙之中拼凑军队进行抗击。
他将狱中羁押的所有奴隶和战俘都予以释放,联同朝歌周边的商军,共同开赴牧野迎战诸侯联军。
诸侯联军率先出战,很快就击溃了商军的前沿,接着由周武王亲率中军主力全线冲杀,商军很快就全线溃散,甚至还有纷纷倒戈一击的。
据《尚书·周书·武成》记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
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
纣王眼见牧野之战败局已定,自己已经是回天无力,只得逃回了朝歌。
为了维护自己仅剩的尊严,他选择自焚而亡。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
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
待周武王率军赶到鹿台时,立即砍下了纣王的头颅并悬旗示众。
至此,商朝宣告灭亡。
六、历史评价通常认为,牧野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也是终结六百多年商王朝和建立周王朝的标志性战役。
甚至,还被附加了其他许多的正面积极意义。
不过,笔者
回答完毕!
参考:
武王伐纣根本就谈不上替天行道,这就是周人借商朝内部空虚,发动的颠覆商朝统治的战争,就比如黄巢起义,安史之乱我们能说那是替天行道吗?
当然了如果起义成功今天可能就是另外一种论调了。
武王伐纣帝辛(纣王)常被史书描绘成一个昏君,暴君,帝辛是暴君没错,但他真不是昏君,而历史上的暴君常常都是非常有能力,非常能干的君王,帝辛也一样,能文能武,毛主席对帝辛的评价是:这是个非常有本事的君王,征服蛮夷,巩固疆土,在历史上是有功的。
而我们今天讨论武王伐纣,就得说一下帝辛征伐周边蛮夷的问题。
帝辛继位时,商朝的国力已经出现了衰落的迹象,当时还在处于奴隶制社会,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是很弱的,周边的部落时不时就叛乱,或者入侵来抢点东西,所以国家出兵征伐是很常见的事情,比如妲己就是帝辛征伐有苏部落时得到的战利品。
帝辛在帝辛上台后,东夷部落逐渐崛起,时不时就进犯周朝的边境。
帝辛非常聪明,也很有才华,但是他也有一个严重的缺点,那就是盲目自大,常常听不进属下的劝谏。
面对东夷部落崛起,帝辛决心发兵远征,彻底击溃东夷部落,商朝大军最后将东夷赶往了江淮一带,还扩大了商朝的疆域。
在征讨东夷的时候,商朝的主力部队全都被调走了,各地就留下了一些驻防的部队。
而在商朝内部,微子启是帝辛的庶兄,他自己因为出生没有继承皇位,对帝辛十分不满,就暗地搞内讧,行刺,勾结周人,比干被杀,箕子被囚禁,帝辛统治下的商朝内部也出现了各种问题。
微子启当武王率领大军讨伐帝辛时,帝辛的主力部队远在东方,帝辛根本就没有防备,他在得知大军就快到朝歌时,只能临时的将朝歌附近少量的商军,十余万的战俘,奴隶组织起来在牧野抵挡周兵,这种部队能有战斗力吗,一溃即散,周兵不费吹灰之力攻入了朝歌,帝辛在鹿台上自焚身亡。
至于西周标榜的正义,在某些方面的确让社会有所改观,至少刑法等方面比商朝时期要宽松一些,但是更多的正义却是通过抹黑帝辛来自我美化。
就比如姬发说帝辛,听信妇人之言,自绝于天下,如果帝辛真的十分宠爱妲己,那为什么有苏氏没有得势,而商人在决定重要事宜时,都要通过求神问卜来决定,妲己能对帝辛产生的影响十分有限。
妲己由此看来,武王伐纣真算不上替天行道,但是谋权篡位可不好听,总得找点理由来美化下自己行为吧,抹黑帝辛就是最好的选择!
参考:
武王发纣应该是两者兼而有之,既有替天行道,又是蓄谋已久的夺权。
纣王可以说的是古代暴君的典型代表,他的暴行大致上与封神演义中描述相仿佛,他生活腐败,好酒贪色,宠信妲己,生活奢靡,大兴宫室,大搞酒池肉林;
他横征暴敛,“厚赋税以宝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他严刑峻法,还发明了著名的“炮烙”酷刑,残杀大臣;
他任用奸佞,让阿谀奉承、擅长诋毁别人的费仲、恶来掌管国家政事,再加上常年对外用兵,最终搞的民不聊生,诸侯称怨。
这时商朝大臣不断叛商归周,到武王发纣之时背叛商朝的诸侯已经多达八百多个。
正是商纣王的种种倒行逆施,让各路诸侯叛商归周,从这方面武王发纣确实是人心所归、替天行道。
但是,即使把武王伐纣说成蓄谋已久的夺权,也是成立的。
从周文王的父亲季历开始,征伐四方,周朝的疆土不断扩大,对商朝构成了威胁,商朝和亲不成,又害死季历,但却没有阻止周朝的壮大。
到了周文王时期,文王任用贤人、笃行仁义,表现出了强大的向心力,对外不断征伐亲近商朝的属国,到文王去世的时候,已经是天下三分有其二了。
正是有了几代国君的基础,周武王才能会盟诸侯,大败商朝军队。
第一次,武王在孟津会盟诸侯,但因为时机不成熟,便回去了。
等到武王“闻纣混乱暴虐兹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便决定第二次会盟诸侯伐纣。
可见武王一直密切
从这方面来说,武王伐商是周朝几代君主励精
没有多年蓄谋已久、不断积蓄国力,又怎么能有力量,替天行道,实现周武革命。
所以,两者是统一的,并不矛盾。

参考:
关于武王伐纣这个问题,我们要有这样的认识,那就是武王伐纣的意义要远大于武王伐纣的历史事实。
相信武王伐纣是替天行道,就是相信武王伐纣的历史事实,相信这个历史事实,就是回应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天道报应”。
当权者只要淫暴无常,就必将遭受被推翻的报应。
在认同武王伐纣这个历史意义的基础上,我们再来探究真相。
商王朝到了后期,在王朝的西北方向,有一个纯粹的农业部落悄然兴起,这个部落就是周部落。
周部落兴起的速度和规模,巧了,和商部落在夏王朝后期悄然兴起速度和规模很相似。
周部落的势力范围原来一直在渭河流域的关中地区,但因为部落人口发展,力量便逐渐强大起来,开始逐步向东发展。
在公元前十四世纪时,周部落的势力范围已经进抵到陕西岐山地区。
在公元前十二世纪时,周部落的势力范围已经到达醴邑(陕西长安西南地区)。
此时的周部落如果继续向东发展,则有一个明显的问题,那就是必将和商王朝的势力重叠交叉,而且在法理上,周部落本就隶属商王朝。
所以周部落不得不一面看着商王朝的眼色,另一面虎视眈眈的准备在商王朝的身边。
上苍总是青睐于有准备的人,这一次,上苍派给了周部落一位残暴的商王朝君王,用来协助周部落加强他们扩充的决心。
这位商代末位君王子受辛,相貌雄伟,知识渊博,而且满身的力气,不用棒子只用双手就可以制服老虎,据说还可以把九条老黄牛倒拉着走。
这样的君王看上去确实够得上君王的素质。
然而在我们千百年来一贯被灌输的理念中,君王的素质绝对不是因为拥有聪明才智和孔武有力,君王最关键的素质在于宽仁。
很可惜,纣王子受辛恰恰缺少的就是宽仁。
不但不宽仁,反而残暴异常,当然这种残暴的异常是相比于我们普通人,要是和夏王朝的最后君王相比,也不算有什么新意。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在这里很想把后世冠在纣王头上的恶虐,和夏王朝最后那位君王夏桀姒履葵做一下比较,因为这两位末代君王,实在太像是一对“孪生兄弟”。
比较完后,我们似乎可以得到一些答案。
夏桀姒履葵:改建皇宫,用黄金铸成的柱子,就有九个。
皇宫之内,肉堆成了山,在一个五平 方公里的巨大池塘里,盛满美酒,船行在美酒之上。
商纣王子受辛:宫廷建造一日不停,“瑤宫”和“瑶台”就建造了七年。
皇宫中的肉像山林 一样堆着,酒不是装在坛子里,而是倒在池子里,每次饮酒可以直接跳到池子里喝个七昼七夜。
这个“酒池肉林”的传说,同时发生在这两位倒霉蛋身上,并且在今后的历史长河中被他们的继承者不断上演。
夏桀姒履葵:发明了一种酷刑,称为“炮烙”,在铜柱上涂抹油脂,下面燃烧炭火,教犯人光脚走在铜柱上,姒履葵就喜欢看着犯人挣扎悲号掉然后入炭火。
商纣王子受辛:发明了一种酷刑,被称为“炮烙”,让逃亡的犯人赤脚走在被炭火烧的通红的铁柱上,用来警戒震慑对他的反抗情绪。
同时子受辛还发扬了他的好奇心,看见有人走过冰冷的溪水,便令人敲碎那人的脚骨,看看是什么特殊材料制成的。
这一回,夏桀的发明被同时安在了纣王的头上,同一样东西,在历史上被发明了两次。
但这一次,纣王青出于蓝,不但喜欢看别人被铜柱炙烤的脚,还喜欢看别人被冰冻后的脚。
题外话说一句,纣王的这项敲碎别人脚骨头看材料的残酷发明,同样被冠在了后世春秋战国时期的宋偃王身上,宋偃王同样拥有这项发明的版权。
夏桀姒履葵:面对大臣关龙逢的质疑,直接用“炮烙”处死。
商纣王子受辛:面对大臣九候的质疑,直接剁成肉酱。
夏桀姒履葵:万千宠爱于施喜妹一身,施喜妹喜欢听丝绸撕裂的声音,否则就皱着眉头。
商纣王子受辛:万千宠爱于苏妲己一身,苏妲己没那么高冷,喜欢打呼噜和说梦话。
这两位末世君王同样都比较残暴,而在审美的角度上,也都异于常人。
好了,类似这种比较,我其实是为了说明一个事实,在君王的荒淫无道上,旁人实在无法发挥出更多的想象力,但为了向世人宣告这些残暴君王的丑恶,便一遍遍的将这些令人发指的行径“复制”“粘贴”,不失为一种很有效率的做法。
回到武王伐纣中来。
周部落的酋长姬昌被部落里的人尊为圣人,却因为不忍看到九候、鄂候被剁成肉酱,而叹息一声,就被纣王逮捕关押起来。
纣王还将姬昌的儿子也剁成肉酱,并且拿给姬昌吃,姬昌不得已吃了一口。
纣王于是宣称,姬昌连自己儿子都要吃掉,还装什么圣人呢?
周部落为营救姬昌,献出大量美女、名马、珠宝,纣王才把姬昌释放。
姬昌回到周部落不久后就逝世,他的儿子姬发继承了周部落酋长的位置,为报父仇和兄仇,他领导周部落准备进行一场反抗战争。
纣王子受辛此时依然不顾大臣祖伊的警告,认为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
他的叔叔比干也规劝纣王,结果纣王大怒,说圣人的心有七窍,你这么像圣人,不知道心有几窍。
下令将比干的心挖出来察看。
公元前1122年,周部落联盟几个其它的部落,在河南孟津会师,渡过黄河,向朝歌进攻。
纣王也集结军队迎战。
两方军队在朝歌西南二十公里的牧野决战,周部落的联盟军由四万五千人,商军据说有七十万人,但商军人心离散,结果大败。
最终结果,众所周知。
商纣王子受辛自焚于他建造的鹿台。
他所宠爱的妲己女士却并没有随他自焚,而是满怀希望的迎接周王朝的建立,姬发原本要留下妲己自己使用,但九十岁的姜子牙却铁石心肠,坚决处死了苏妲己。
我们再回到文章的题目,结合文章的内容看看,就能够有个自己的判断。
那就是武王伐纣首先具有替天行道的正义性质,这个毋庸置疑。
同时,也是周部落从上苍那里获得的一次伟大的机遇。
商纣王子受辛确实残暴,但是残暴的程度和内容到底怎样,只需要看一下后世史家对夏王朝夏桀残暴手段的“复制”“粘贴”手法,就应该明白。
这种手法,在中国历史上一次次重演,也绝非只有纣王“获此殊荣”。
但即使我们明白了,也绝对不会影响我们对武王伐纣的正确认识,因为武王伐纣的意义,本就不在于改朝换代,而是在于让我们坚信,正义终将战胜邪恶,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认定的天道。

参考:
尽信书不如无书!
参考:
成了叫武王伐纣输了叫纣王平叛
参考:
1转眼到了商朝末年纣王之时,可说是一如夏桀之日,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此时凤鸣岐山,西边崛起了周邦。
还是在三门峡的对面,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今平陆县西洪池塬上出现了一块“闲田”。
那是殷商末期,我国西部地区的周部落逐渐兴盛起来,它的统治者西伯姬昌,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威望不断提高,成为当时很有影响的诸侯长,许多诸侯之间发生了矛盾纠纷,都要去请他公断。
虞、芮二君朝周的故事就发生于此。
当时平陆为虞国,西边紧挨着芮国,也就是现在的芮城一带。
虞芮毗邻,地处僻壤,多年相处,倒也安宁。
但是,随着国君的更换,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这就是两国交界处的一块土地,两国都说是自己的领土,应当征收赋税。
为这事,一直争执了好些年,但始终未能得到解决。
后来,听说西伯侯姬昌统治有方,办事公道,虞芮二君就商量去找西伯评判是非。
虞芮两位国君渡黄河,过潼关,进入西周境内。
边走边看,发现这里农民的田地之间,都留着宽宽的田塍,谁也不在上边种庄稼,真可称得上“耕者让其畔”。
再往前走,又见路上行人彼此相让,绝不夺路而行。
两位国君暗自思忖:西伯的百姓真是这样有礼貌,有秩序吗?
到了周国的城邑,更令他们惊讶的是,这里的男女老少各行其事,走路时男左女右,实实在在是“男女有其别”。
两位国君开始自感不如了。
他们来到西周的都城歧山,看到有人在街道上拾到东西,就站在原地大声吆喝找失主,老百姓夜里睡觉也不关门。
这些,使虞芮二君感到太新鲜了,人家西伯竟能把国家治理得“道不拾遗,夜不闭户”,而自己身为国君,却为争一席之地口角多年,实在不该。
进入周国的朝廷里,文武百官,人人彬彬有礼,个个温良恭让,虞芮二君自惭形秽地说:“吾之所争,周人所耻也。
”于是,再未向西伯提起争执之事。
原来相争的那块界地,两位国君你让来,我让去,双方都不愿要,也不再去征收赋税,最后被置为“闲田”。
虞芮两国让出的“闲田”遗址,在洪池乡南后沟西、仪家沟东约十里方圆的地方。
这里一马平川,土质肥沃,树木葱茏,物产丰富。
尤其到了春季,更是山花烂漫,雀飞蝶舞,周围村庄尽在绿树掩映之中,景色十分迷人。
为此,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闲田春色”列入平陆八景之一。
2一个僻处西方的小邦周竟然有如此大的影响力,自然是不能不引起殷纣王的疑忌的。
于是,文王被纣王关进了监狱。
经解救出狱后,回国路过三门峡的文王留下了硖石关那有名的避风雨台,就像夏朝末年的夏后皋在雁翎关留下了一座陵墓一样。
从此,二陵风雨成了三门峡的一景,传扬了几千年。
文王出狱后下决心灭商,在吕尚的辅佐下,西伯昌表面上耽于游乐,对殷纣十分驯服,实际上却更为积善修德,和悦百姓,大力发展生产,使更多的诸侯前来归附,进而征讨不驯服的诸侯和商的盟国,终于三分天下有其二,成为所谓的受命之主,而自称王,即周文王,并将都城迁到丰邑,在今陕西长安西南沣水西岸。
九年,周文王逝世。
其子姬发继位,称周武王。
他继续以吕尚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等人为主要助手,继续文王未尽的事业。
将都城扩至沣水以东的镐京,在今陕西长安县境,积极作灭商的准备。
两年后,武王在盟津召集诸侯会师盟誓,即史称“八百诸侯会孟津”。
武王在盟会上举行了誓师仪式,发布的誓词,即有名的《泰誓》。
参加盟会的诸侯劝他立即伐纣,但他说,伐纣还不是时候。
决定班师回西土,等待时机。
两年后,商纣更加昏庸暴虐,杀王子比干,囚禁箕子,太师疵、少师疆逃离朝歌。
商纣王宠幸苏妲己、胡喜媚,唯妇人言是听,妲己干政,商王朝内部矛盾更加激化。
武王认为时机已到,果断决定发兵伐纣,进行灭殷的最后决战。
于即位的第四年春,武王亲自率领兵车三百乘,虎贲武士3000人,甲士45000人,以及与周同盟的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熊、盈等方国的军旅东征。
从孟津渡过黄河,于正月甲子清晨抵商都郊外70里处之牧野(河南汲县)。
他向全军将士发表誓词,即《尚书·牧誓》。
列举纣王只听妲己之言,不祭祀祖先,不任用宗亲贵戚,只信任四方有罪逃犯等罪状,说明自己是恭行“上天之意”给以惩罚。
要求将士统一步伐,严明纪律,勇敢作战,战胜敌军。
在牧野战场上,武王针对商纣军中下属兵士对商纣的怨恨不满情绪,鼓动他们倒戈起义,纣军17万人倒戈,引导周军攻打纣王。
纣王大败逃入朝歌,登鹿台自焚而死。
商朝灭亡,周朝建立。
武王克商的准确年代众说不一。
根据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科研人员以哈雷彗星绕太阳运转规律,进行科学推算结论:武王伐纣时间是公元前1057年3月7日。
另据《史记·周本纪》以及《竹书纪年》年代推算,武王克商是在公元前1066年。
3武王作为历史中的一个“革命者”,推翻了殷商的暴虐统治,与灭夏的商汤齐名,故有“汤武革命”之说。
其后的中国历史就在这样的“革命”中不断地以暴易暴,恶性循环。
直至近世,还对现代的中国历史影响甚大。
孙中山在《革命运动概要》中说:“革命之名字,创于孔子。
中国历史,汤武之后,革命之事实,已数见不鲜矣。
”毛泽东也说:武王伐纣是一场人民革命战争。
1959年3月,毛泽东在武汉听取黄克诚、张经武等关于西藏地区武装叛乱问题的汇报后,顺便就谈起了武王伐纣。
他说:武王到孟津去过两次,“一次是公元前1046年,这是第一次去。
各路诸侯齐聚孟津,商量伐纣,大家基本都同意,武王很能干,看到决战的条件不够成熟。
虽然商纣内部腐败了,但还没有烂透,还不到马上垮台的时候。
他的兵力也比武王强大得多。
武王看地形时发现,过黄河的准备工作还没搞好。
争取人心还需要多做一做工作。
直到快要出兵了,伯夷、叔齐不是仍然反对出兵,结果出走了吗?
所以武王下决心收兵回去做准备。
做了哪些准备呢?
有文有武,有精神有物质。
他是很讲究师出有名的。
要造舆论,统一思想,搞统一战线。
他还要广揽人才,积聚粮草,打造兵甲,练兵布阵,准备舟楫,并用四十多条船架起了黄河大桥,用了两年时间做了充分准备。
这样,到了公元前1046年,武王又从潼关出兵到孟津,政治上发宣言,军事上搞突然袭击,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瓦解敌军士气,在朝歌南的牧野一仗打败了商纣。
你们都是搞军事的,中国历史上这么大的事,特别是像武王伐纣这样伟大的战争,应该好好研究研究”。
对于三门峡来讲,武王的伟大也许并不在于他率领浩浩荡荡的伐纣大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行进在崤函古道上,而在于刚刚取得政权之后,他便“归马华山之阳,放牛桃林之野,倒载干革,包之虎皮,车甲衅而藏之府库,示天下不复用。
”从而使得崤函古道一度成为了一条和平之路。
不用说,那“放牛桃林之野”的地方就在灵宝的夸父山和桃林塞一带。
(文:高旷道)
参考:
周人伐商是一件蓄谋已久的事情,并非因为帝辛是一个暴君的缘故。
商朝的统治并不是周的分封,大抵类似于周边部落对其保持臣服进贡即可,这一时期还不存在“周天子”分封诸侯这样的统治模式。
周人逐步强大的时候,商人至少兴盛了两百多年。
从周族长季历时期开始,周人先后征讨西落鬼戎、燕京戎、余无戎、始呼戎、翳徒戎,俘获二十翟王,不断向西和向东扩张。
周人的这种扩张趋势,势必会激化商周之间的矛盾。
《竹书纪年》中“文丁杀季历”,正缘于此。
到了周文王时,据《左传》、《国语》等史料记述,周人的势力范围内发生了一次罕见的干旱,这次干旱导致了“周饥”。
《国语·周语》中就有“洹水一日三绝”“河竭而商亡”的记录。
严重的自然灾害威胁着周人的生存,为了活下去,周人发动了对商的战争,这是“武王伐纣”的突发原因。
为了伐商,周文王做了相当细致的工作。
大阴阳师姬昌韬光养晦,暗中怀柔各国,加强联系,努力缔造一个秘密“反商联盟”。
比如他调解虞、芮两国之间的纠纷。
同时,周文王以周原为核心,向东控制晋南及晋东南一带,征服臣服贾人、崇人、黎人;
向南越过秦岭,同时利用水系交通,对西南地区及汉江流域原臣属商人的各个方国加强联系,使其归附。
这就使得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南方部族加入伐纣同盟,出现在后来的牧野战场上。
而此时的商,从政治形势上看,已经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周已经控制了黄河以北的朝歌以西地区,黄河以南的管(郑州)以西地区也被周所控制,乃至江汉地区也已经成为周武王的辖地。
商自身的问题也很突出,东夷多叛,不得不断派军征伐,因而消耗大量的物力和军力,而无暇顾及正在逐步壮大势力,形成“倒商联盟”的周。
那么,既然周蓄谋已久,商纣是不是就一定是个暴君呢?
纣王其人,文献记载“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
筋力越劲,百人敌也。
”,同时据《吕氏春秋》的说法,纣王“多心”,并且“商闻重”,也就是说他十分重视情报工作,耳目众多。
能够重视情报工作的可能是个一无是处的君主么?
纣王最大的失误,不在于后世加到他身上的那些“暴君行为”。
我们很难想象在那个几乎处于荒蛮的时代里,如何“酒池肉林”?
他执政的政策出现了方向性的错误,半生的精力都放在了东夷身上,使得商王朝国力大降。
早在文丁时代,就已经对周的发展十分警惕,周文王频繁联络诸侯方国,征服周边部族,其所控制的势力俨然已经能够与商分庭抗礼,然而,纣王对此却毫无反应,毫无作为!于是武王伐纣在商毫无准备的情况发生了,牧野之战后纣王自焚或力战而王,一个崭新的时代到来。
武王伐纣,谈不上替天行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句话就说得很好,周代表的是一种更先进的组织文化,对商的那种无法有效统治核心区域外诸侯国的治理模式的征服。
相信周公旦制“礼”,并非天人神授,必然是周几代人治理经验所致,这才有了周天子分封诸侯的治理模式。
周的制度,在当时,确实代表了生产力的方向。
那么,商周之间的关系如何界定呢?
周曾臣属于商,但这种臣属的义务十分有限,商周属于两种文化,他们之间就好比宗主与附庸的关系。
商王朝统治的时代,其实有点类似于战国时代,商以极大的军事优势,使周边国家保持对其的臣服,但周边国家实际上又是独立的政治实体。
所以,武王伐纣,也不算是“蓄谋已久的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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