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的绥靖公署主任和行辕主任哪个官大

行营为什么又改称行辕了呢？
1946年5月，从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时期就已组建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寿终正寝，按照美国人的建议，整体改制为南京政府“国防部”，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直接接受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老蒋的领导，这也就意味着，老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头衔不复存在，既然“委座”的职务都没了，那么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名义设立的各个“行营”就显得不伦不类了。
（委员长的称谓1946年5月不存在了）比如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李宗仁的汉中行营（原辖第一和第五战区）搬到北平改称“北平行营”，全称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也就是主任李宗仁在此地代行老蒋的权力，华北地区的军事政治一把抓。
在军队指挥体系上，北平行营改辖孙连仲第十一战区和傅作义的第十二战区，至少在表面看起来，权力很大牛皮哄哄。
行营的军事化色彩很浓，抗战胜利后有些不合时宜，加之军委会和委员长都不存在了，所以行营的称谓就得琢磨改名，因此在1946年10月改称“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
反正老蒋1943年已经拿回了国民政府主席的职务，也仍然保持着军事独裁，所以意思上没啥变化。
了解了这一点，你就知道《北平无战事》的历史知识错误了。
在剧情高潮（孔雀东南飞行动开始）历史背景的1948年8月间，李宗仁的北平行辕其实已经裁撤，去南京就任“副总统”了，即便有，也不能称为“北平行营”了。
而在行营改称为行辕之前，各大战区已经纷纷改制为“绥靖公署”，所以北平行营和后来的北平行辕，在军事上就变成了指挥孙连仲的“保定绥薯”和傅作义的“张垣绥署”。
抗战胜利后保留的“行营”机构还有六个，即李宗仁的北平行营、熊式辉的东北行营、程潜的武汉行营、张发奎的广州行营、张治中的西北行营和张群的重庆行营，从名称就可以看出来，这是几个大区的军政指挥机构，直接对南京最高当局负责。
无论是行营还是后来的“行辕”，头目的名称都是“主任”，这六个主任也都是资历很深的将领（张群例外），其中仅陆军一级上将就有两名。
（白崇禧曾任桂林行营主任）也不是所有的行营都下辖“绥靖公署”，这一点要搞清楚，而是根据辖区的实际情况设置军事机构的，比如东北行营只辖一个“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杜聿明），武汉行营只辖第六和第七绥靖区、武汉警备总司令部，广州行营干脆只下辖三个整编师（军）。
只有北平行营和重庆行营，其下才指挥着绥靖公署，张群理论上有权节制川康绥靖公署、川鄂湘黔绥靖公署、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等等。
如果单纯地讨论“谁的官大”，从表面上看行营主任的级别要略高于绥靖公署主任，类似于抗战时期行营主任高于战区司令长官半格。
其实也不尽然，由于有些绥靖公署是不属于任何行营而直接对南京负责的，比如太原绥靖公署的主任阎锡山，也是陆军一级上将，论资历也跟李宗仁平起平坐。
所以尽管山西省也是华北地区的一部分，但是太原绥署就不归北平行营管辖而独立存在。
（徐州绥署顾祝同）再比如掌握重兵的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和徐州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各自拥兵数十万，这两名陆军二级上将的资历也肯定不低于西北行营的张治中（都是八大金刚嘛）、东北行营的熊式辉。
这两个绥署分别是由第一战区和第三战区改编而来，是华东和中原地区的军事指挥机关，其上并未设置行营，也是分头对南京和老蒋负责。
所以必须注意，蒋系军队的机构设置，从来都要考虑派系、资历、从属、历史等多方面的因素，许多时候甚至是“因人而设”，不能简单地用职务来界定级别。
也就是说，行营也有大小，绥署也有高低，都需要具体机构具体分析，比如抗战时期龙云曾经就任“昆明行营”主任，但他除了能够指挥滇军以外，驻滇的中央军、空军和其他宪特单位，又哪会把他放在眼里？
真正说了算的是军委会“驻滇参谋团”（林蔚）。
（武汉行营程潜）按照前述的介绍，只有李宗仁和张群两个行营主任，下面才指挥着两个
老蒋曾经假惺惺发布过命令，派驻华北的所有军政机构，都必须服从北平行营的指挥，但这道命令只是敷衍和面子的虚文。
事实上，华北和北平地区的各军政机关，都是直接听命于他们上级主管官署的命令，比如中央党部、陆军总部、行政院等等，与北平行营风马牛不相及，行营也根本管不着他们。
北平行营实际上成了一个只接受公文副本的空架子，李宗仁后来回忆：“我任北平行辕（行营）主任三年，实在是吊在空中，上不沾天，下不着地呢！”（昆明行营主任龙云）到1948年5月，当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成功，需要去南京任职前，便向老蒋请辞北平行辕主任一职，老蒋则在接受辞职之时，索性也把因人设事而安排的北平行辕这个空头机构一并裁撤掉了。
而远在西南的张群，却因为是老蒋的嫡系文官头子，他的重庆行营是有实权的，节制着川康地区的中央军和川军，后来改称为重庆行辕，到1948年又更名为“重庆绥靖公署”。
这个重庆绥靖公署在老蒋第三次下野期间，又被李宗仁更名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虽然是换汤不换药，但已经充分说明，行辕和绥靖公署这两类机构，某些时候还是平级和可以互换称谓的。
这也就是老蒋因人而设、因事而设的典型例子，因为这两种机构的职能是完全相同的，一个大区设与不设行营，或者设几个绥署，完全是老蒋视情况而定，并无一定之规。
（重庆行营副主任钱大均）随着在解放战争中蒋军不断的失败，从1948年初开始，老蒋着手将主要交战区的“行辕”逐渐裁撤，又改制为比较集权的“剿总”，这就是军事化色彩非常浓厚了，意图是非常时期以作战为第一要务，比如东北剿总、华北剿总、华中剿总、徐州剿总等等。
而这一时期剿总“总司令”的人选，则一定是掌握实际权力的人物了，否则如何指挥作战？
比如卫立煌、傅作义、刘峙等等。
更深刻的理解应该是，无论是行营、行辕和绥署主任，是嫡系的就有实权，是杂牌的就是个摆设（傅作义还真是个例外，所以有陈继承），而机构的名称并不重要，因为设立和裁撤都是最高当局随心所欲分分钟就决定的事情。
（东北剿总卫立煌）
参考：
行营是最高统帅部派驻的大区最高军事机构，直接代表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管辖三个
东北行营主任相当于明代的内阁大学士兼辽东督师，由一品大员充任。
国民政府1947年后在华南、华北、华中、西南、东北共设有五个行营，负责大战略区的军政领导，分別是负责华南大区的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负责华北大区的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负责华中大区的武汉行营（主任刘程潜）、负责西南大区的重庆行营（主任张群）、负责东北大区的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负责西北大区的西北行营（主任张治中）。
在1948年行宪后，撤销军事委员会，蒋中正担任总统，所有的行营均改名为行辕，职权更大，军政与行政、党政都要管。
如东北行辕主任在军政上管辖东北剿总，行政上管辖东北九省（当时东北划分为九个省），党政上管辖东北九省党务。
时任东北行辕主任为陈诚（一级上将），第一副主任兼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二级上将），第二副主任罗卓英（中将加上将衔）。
而绥靖公署则是由战区改制而来，比中央军事委员会派出监军机构行营（行辕）要低一级，要接受行营（行辕）的领导。
如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中将加上将衔）改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顶头上司为西北行营（后改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张治中（二级上将）。
同时期的重庆行辕改制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军政长官为张群（原行政院长），副长官为邓锡侯（二级上将）、钱大钧（中将加上将衔）、杨森、孙震、潘文华、王缵绪等川军将领均为中将加上将衔。
武汉行辕改制为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军政长官为白崇禧（一级上将），副长官为李品仙、夏威等桂系名将，均为中将加上将衔，掌军的宋希濂、陈明仁、张轸三人也升任副长官，均为中将军衔。
至于行辕（行营），该机构后期改制为军政长官公署，军政长官一般是军政大佬，以一级上将为主（如李宗仁、程潜、白崇禧、陈诚），个別资深二级上将（如顾祝同、张发奎、熊式辉、张治中、余汉谋、朱绍良）为辅。
管辖三个
行营（行辕）改制成的军政长官公署，直辖若干机动兵团与绥靖公署。
绥靖公署由战区改制而成，直辖若干绥靖区。
担任绥靖公署主任，特别是1947年后的，主要由战区司令长官担任，一般由二级上将、中将加上将衔的高级将领充任，接受上级单位行营（行辕）或军政长官公署的领导，担任绥靖公署主任知名的有郑州绥署主任刘峙（原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张垣绥署主任傅作义（原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徐州绥署主任薛岳（原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保定绥署主任孙连仲（原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西安绥署主任胡宗南（原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等，除胡宗南为中将加上将衔外，其余均为二级上将，统帅军队15～25万人。
后期傅作义升任华北剿总总司令（与军政长官职权相近），统辖军队达60万人。

参考：
一个是一方诸侯地方大员，另一个是总统侍从官负责最高统帅的日常出行等事务、代表中央当然能调动中央及地方，所以行辕主任权力大于绥靖公署主任。

参考：
先说答案；
绥靖公署和行营在中国近代史上都是“新生事物”；
这些机构的产生都有其必然的历史原因；
如果让它们排个坐次的话，那么行营(行辕)应该高于绥靖公署。
这两个机构的产生，其实就是抗战胜利以后“分苹果”的结果——为了安抚“抗战有功人员”，只好增加编制，人人有个一官半职，国家的钱不要白不要!抗战开始以后，当时的国民革命军的指挥序列按以下方式排序——总部?战区兵团?集团军（兵团，路）?军?师?旅?团；
团以下自己设定，比如说独立团?加强营，等等。
抗战胶着时期，为了加大中央指挥系统的效率，进行了层次上的简化——1940年后，总部?战区?集团军?军?师?团；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为了“分果果”，将原有的编制扩充，成了下面这个样子——国民革命军总部－?行营（行辕）?绥靖公署（战区）?绥靖区?兵团/整编军?军（整编师）?师（整编旅）?团；
怎么样？
看清楚哪个官儿大了吧？

参考：
按照国民党政府的官方规定，行辕主任和绥靖公署主任应该是上下级关系，行辕主任比绥靖公署主任官大一级。
看起来是行辕主任的官大。
但是，国民党作为一个组织，它从来也不是一个有着严格组织和严格纪律的组织。
国民党内派系林立，互相间明争暗斗，输的从来也不服输，各种捣乱 。
以蒋介石本人为代表，三次“下野”。
下野之后老实待着呗！钓鱼养花修身养性，岂不乐乎？
不，愈“下野”，愈“畅所欲言”。
整天价和“朋友旧部聚会”，整天介发表各种意见。
国民政府还不能阻止他。
因为那是他的“权利”。
后来呢，所谓“下野”简直成了“召集旧部东山再起”的代名词。
要知道蒋介石撤退台湾就是在他“下野”期间完成的。
从1949年1月21日起，蒋介石法理意义上只是一个“普通人”，后来1950年3月，他才又“复职”。
整个民国历史上，军阀们“下野”再复起，如过江之鲫，走马灯一样。
再说抗日战争。
蒋介石是很聪明的，手法高超。
毋庸讳言，国民党确实打过日本人。
但是真正在前线殊死作战的多数是蒋介石的非嫡系人马和共产党武装。
蒋介石的嫡系武装一直在成建制的撤退，以保存力量，到后来美国人出头之后，他才真正出力。
还是跑去缅甸配合盟军作战。
所以，导致了抗战胜利后，李宗仁、白崇禧、熊式辉、龙云等等各地方势力因为艰苦抗战虽然名望上去了，但是真正的实力却都下降了。
而国民党嫡系呢？
还在大后方。
从蒋介石方面以及他本人的经验来说，有功就要赏。
不能因为没有实力了就让这些人“下野”，脱离控制。
于是，“传统政治智慧”就出现了：明升暗降。
日本已经是强弩之未，抗战胜利只是时间问题了。
1945年4月，“汉中行辕”成立，李宗仁被指定担任汉中行辕主任。
在这之前，李宗仁在他的老巢广西曾经担任过“南宁绥靖公署主任”，后来又任“广西绥靖公署主任。
”这时候担任绥靖公署主任的李宗仁手下人马可不少，几十万“广西狼兵”是有的。
尤其“新桂系第七军”那是号称“钢军”的军队，在北伐战争中立有大功。
这里插一句，蒋介石的三次下野几乎都是被桂系人马逼迫的。
抗战起，李宗仁的桂系部队被改编为“第五路军”，李宗仁率部奔赴抗日前线，离开了老巢，驻节徐州担任第五战区总指挥。
徐州失守，李宗仁率领军队进入湖北大洪山和桐柏山地区，创立游击区。
后来又参加“武汉会战”，“随枣会战”，“豫南会战”。
战功卓著，就算没有功劳，苦劳也很大。
抗战胜利，蒋介石中必须给他升官吧！随即把他调离了第五战区，派去做了“汉中行辕主任”，负责指挥第一、五、十战区和冀察战区的军事行动。
但同时新桂系也开始接受全国军队大改编。
即是说，官职升上去了，看上去地盘大了，但军队被改编了。
后来又把“汉中行辕”改成了“北平行辕”，而当时北平在傅作义手里，于军事上，李宗仁没啥发言权的。
再后来做了“副总统”，穿个挂满勋章的军装，站在长袍马褂的蒋介石身后，像个小马弁。
其实，这个所谓的“行辕主任”是蒋介石专门定做的官职，就是为了防止李宗仁这种人因为嫌弃官职小而下野才设置的。
另外还有云南滇军的龙云战后也被封为“昆明行辕主任”，后来又升官“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被迫离开老巢去了重庆。
等于被解除了武装。
这个“行辕主任”真不好做。
再就是一个顾祝同了，担任过好几个“行辕主任”或者“行营主任”，“赣州行辕主任”、“重庆行营主任”、“西安行营主任”。
他的这些主任都是实权实职，这里不多做介绍，因为他是蒋介石的亲密黄埔嫡系。
还有一个熊式辉，他主政江西十数年，在蒋介石坐镇南昌组建“南昌行营”的时候，他是“南昌行营”的办公室主任。
另外蒋经国回国后，也是在江西开始他的事业，熊式辉出力不少，有些人说熊式辉算是“蒋经国的导师”。
但是，他熊式辉不是嫡系。
抗战胜利后，也被调离江西去了东北，担任“东北行辕主任”。
而东北的军队归杜聿明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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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行辕大，国民党当时只有三个行辕，东北行辕熊式辉，华北行辕傅作义，华中行辕白崇禧。
哪个都是坐镇一方大员。
管着一省或者数省。
而绥靖公署只是管着几个市，如郑州绥署，徐州绥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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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先生搞了些机构：行营、侍从室。
这些机构级别相当高，对应的主人就是皇帝，蒋介石内心表示得相当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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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是行辕主任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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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辕主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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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辕主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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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