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豪苏轼的人生很不顺你知道他是怎样看待命运的吗
苏东波对待命运的态度,千百年来都是世人推崇备至的楷模。
苏东波的“命”是很好的。
首先,他出生在官臣世家,生活条件优越,自少接受和享受良好的教育,这是一般老百姓无法具有的好命。
其次,成年后的苏东坡,凭着卓越的文学才华,在官场上可说是一路顺风,三十多岁就成为现在所说的省部级干部,受到朝廷的重用,真可谓是风光无限,凤毛鄰角!从
这时候苏东坡的内心深处,自然而然地飘出了舍我其谁的豪气。
因而在官场上再也不注重谦虚低调行为,自然就得罪了一些政见不同的同僚和达官。
为日后受贬埋下祸根。
所以说,苏东波对命的理解是有缺陷的,他忘记了事物盛极而衰的规律。
结果,后来不断受贬的事实,狠狠的教训了他。
从顶峰跌落下来后,苏东坡的“运”,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倒霉的。
从一品大员,到地方小史,从繁华京都,到边远苫寒之地,苏东坡都“享受”到了。
然而,正是这样的际遇,让之前养尊外优的苏东坡,真正尝到了人间的烟火之味,从此练就了随遇而安,乐观豁达的潇洒情怀!为后人所津津乐道。
磨难并不一定是坏事,开悟了的苏大学仕成长了。
感谢生活的磨难,感谢颠沛流离的生活。
”莫听竹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随行……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斯人已逝久矣,然东坡精神千百年来,一直是失意之人奋发向上的“心灵鸡汤”,流芳千古!从全国各地无数的东坡亭上可以看出,人们对东波的怀念之情!
参考:
大文豪苏轼的一生说顺也不顺,说不顺也辉煌,总体来观,他还是幸运者。
尽管苏才子是位比较重情长情的人,“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还没等他在失去亡妻的悲痛中走出来,第二任姨妹子老婆已经捷足先登了,美丽的黄花闺女,不羡王孙恋才子,成为他的苐二夫人。
而后又深得江南才女王朝云的倾慕,芳心与共,双双又结莲理,红颜如花美眷,陪伴苏大人度过最后白发苍老、寂寥的岁月。
祸福相依,苦乐谁能道的清,和平常人相比,他还算是很圆满的,幸福的。
至于他的官运,浮浮沉沉,多有不顺,宦海如行船,顺风逆风,也是常态,人生之路本就是崎岖不平,树大招风,枪打出头鸟,古来皆同,还好,人间正道是沧桑,恰如他的命运。
苏轼最辉煌的岁月,皇上御驾身边的开路先锋官,做官做到此位置已经是很风光了。
更加欣慰的是,东坡居士的文章文采显赫朝野,耀眼当时文坛,这也是他命运中的吉运星。
如此三项和他官场的一些不如意相比,小巫见大巫,他还是站在阳光底下的巨人,加上他旷达乐观的胸怀,怎不能够让他有“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豪气游弋于尘世间?
一个有底气的人,即使官降三级,也还有诗,还有非凡的文采,笑傲田园山水,还有美人贤妻相伴,他也不应该沉沦,我想这是他对命运的感悟吧!因他的文采和做人的清誊,既使被贬为“东坡居士”,也早就有朋友待他接风洗尘了,并慷慨送以房舍田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此类朋友,大诗人己经很知足了吧,这和他平日里为人处世的人品应是分不开的,才会在“折翅,碰壁”之际有如此“雪中送碳”的知已友人。
躬耕东坡,瓜前李下,朝闻雄鸡啼,暮观夕阳沉,下厨做羹汤,盘中砌东坡,星月绕寒枝,寂寞沙洲冷,孤鸿影徘徊,情寄千古诗,寂寥何所遣,出口已成诗,“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不屈服于逆境,乐观向上的精神。
烈日临空炽,午憩听琵琶,听他的三夫人王朝云为他和乡邻献艺吟唱,他己经把苦闷乏味的不如意的生活,过成他的诗一样,如此,随遇而安的潇洒人生。
苏轼大人后来的结局,由于舟车的劳顿,天气的苦暑,病死在皇上召他回朝的途中,时年六十六岁,仍然能够得到朝庭的赏识重用,他的人生应是精彩的。
文豪苏轼的人生观,价值观,是顺其自然,知足而乐,如他的诗一样,乐观向上。
步履每经一方,都给百姓留下清誊,如清风,潇洒自如,如苏堤杨柳,千年常青。
参考:
文发扬的回答卜算子.苏东坡文发扬2022/1/8兰花室中长,优雅高大上。
眉山荆州仕汴京,青年官场莽。
初贬在東坡,能驭赤壁浪。
反复颠波到海南,随遇心怀旷。
参考:
说到东坡先生怎样看待自己命运的,有一首先生自己的词《定风波》说得很清楚:回首向来潇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先生的洒脱,谁人能及。
人生在世,富贵也好,贫贱也罢,时光从沒将谁抛弃。
它不会因人富贵,就叫他与天地同寿。
也不会因人贫贱,而不叫他享受生命。
时光匆匆,一路走来,真是“也无风雨也无晴”。
参考:
《梁溪漫志》中说:苏东坡一日退朝后,吃得饱饱的,拍着肚皮散步,对左右侍婢们说:“你们说说看,此中所装何物?
”一婢女应声道:“都是文章。
”苏轼不以为然。
另一婢女答道:“满腹智慧。
”苏轼也连连摇头。
只有侍妾朝云回答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
”苏轼才捧腹大笑。
要不后来苏轼感慨:“不合时宜,唯有朝云能识我。
”王朝云,原为苏轼第二个妻子王闰之在杭州时买的丫头,后来成为苏轼的妾,虽然在名分上朝云一直没有被扶正,但她却堪称苏轼的红颜知己。
的确,苏轼一生,始终是个不合时宜的人物。
他才学高卓,但在人情世故上的见识却纯真坦直,和那些官场油条们简直是两个世界的人,难免不惹人嫉妒。
王安石编《字说》,他讥笑“滑”字难道是水之骨吗?
司马光执意全盘恢复旧法,他又叹息是另一位“拗相公”,并称其为“司马牛”(本是孔子弟子之名,但此处苏轼是说司马光有牛一样的倔脾气);
邵雍为司马光殓葬时,苏轼又“不合时宜”地打趣讥讽,结果又把邵雍给惹恼了……其实,苏轼并非有意和他们过不去,只是他的性格旷达磊落,根本就没想到无意间就得罪了人。
正像一个天真烂漫的孩童,总是不留情面地揭开“皇帝新装”的秘密。
别看苏轼才高八斗,但在世态人情方面的心智始终像个孩子。
于是,苏轼就成了历史上以诗文获罪的第一人,“乌台诗案”大概就是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文字狱。
在狱中,他屡受恐吓诟辱。
虽然最后死罪饶过,但是活罪难免,他被贬斥到黄州,在这里,他有职无权,还不发“工资”。
在黄州,苏轼过得非常艰苦——“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他在《答秦太虚书》中写道:“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
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
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
从这封写给秦观的信中,不难看出东坡当年的困窘。
来到黄州后,家里人口很多,收入几乎没有,每天用钱不敢超过一百五十个铜钱,为了怕自己花钱不节制,把钱放在高高的屋梁上,还把挑钱用的画叉藏起来,以免手痒时再取。
形容没钱的难处时,常说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看苏轼此刻的情景,确实也到了如此地步。
为了省钱苏轼只好亲自开垦东面那块50亩的废弃坡地,所以才有了“东坡居士”之名。
在黄州,苏轼极为落魄,有次走在街上,撞见一个醉汉,不由分说就将东坡先生推倒在地,苏轼初时极为恼火,但不一会就自我宽解说,现在大家都不知道我的名气了,这是好事啊,“辄自喜渐不为人识”。
在这里,苏轼连一日三餐都难以为继,吃惯了鸡鸭鱼肉,再吃野菜粗粮,好多人是无法下咽的。
苏轼一开始也吃不惯,但乐观的他发明了一个办法,“菜羹菽黍,差饥而食,其味与八珍等”,先饿自己,等饿得实在受不了,再来吃那些粗劣的饭菜,那滋味,和国宴上的猩唇、驼峰、鲍鱼、燕窝什么的一样好吃!这就是一直豪爽乐观的苏轼!后来他被贬到惠州市时,当地经济落后,市肆寥落,全城一天才杀一头羊,这只羊身上最好的部分,当然由地方长官们享用了,苏轼作为一个有罪的贬官,哪里敢抢购?
于是他只好买人家剔了肉的羊脊骨,苏轼写文章给弟弟苏辙说:“骨间亦有微肉……随意用酒薄点盐灸,微焦食之……如蟹螯逸味。
”苏轼饶有兴致地剔羊脊骨间一星半点的碎肉来吃,还觉得和吃螃蟹一样有滋有味。
他对弟弟说,你在京城每天大块吃肉,却不能领略此间的妙趣啊。
我这方法很好,你可以试一下,就是苦了那些等剩肉碎骨吃的狗儿了。
不少人只知东坡的豪放,却不知东坡的诙谐;
有人知道东坡的诙谐,却不知东坡的诙谐是发于他最艰难的逆境之中。
《惠州一绝》这首诗大家都知道:“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黄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
”不知道实情的读者,还以为苏轼是去广东公费旅游,住星级宾馆,免费吃荔枝,如此的欢乐。
其实是当时朝中的政敌,是把苏轼贬到穷山恶水、瘴气丛生之地,是想要他的命!当时的岭南一带,蛮荒未化,人们到了此处,缺医少药,往往有去无回。
像一代名相寇准,被贬雷州后,不到一年多,就郁郁病死。
所以当时有个段子,叫“春、循、梅、新,与死为邻;
高、窦、雷、化,说著也怕”。
所谓“春、循、梅、新”什么的,都是当时的州名,例如梅州是现在的广东梅县,雷州就是现在雷州市,别看今天都是经济发达的好地方,当时可是所谓的“八州恶地”——“风之寒者,侵入肌窍;
气之浊者,吸入口鼻;
水之毒者,灌于胸腹肺腑,其不死者几稀矣”。
来到这里,等于一只脚踏入了鬼门关。
然而,东坡却写下了上面那首荔枝诗,还说“不妨长作岭南人”,这里也挺好嘛。
又宽解自己说:“譬如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
”假如自己一开始就生在惠州,又是个久考不中的老秀才,不和现在的情况一样吗?
何况自己还当过翰林学士,见识过玉堂金马的气派,行啊,知足了。
所以苏轼依然过得很安稳,写诗说“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结果朝中那些坏家伙们一听:好嘛,苏大胡子还挺自在!干脆又把苏轼贬到更远的海南岛上去。
然而,据《清暑笔谈》记载,苏东坡在海南岛吃到了蚝肉,觉得美味极了,写信给朋友说:“无令朝中士大夫知,恐争某南徙,以分此味”——别让朝中那些达官显贵们知道,我怕他们想抢着来海南,争我的蚝肉吃。
其实,这无非是苦中作乐的幽默罢了。
实际上,在海南,苏轼过得非常艰苦,他记载道:“海南连岁不熟,饮食百物艰难,及泉、广海舶绝不至,药物鮓酱等皆无,厄穷至此,委命而已。
”当时的海南,野草乱木杂生,是一片未开化的荒原,粮食、药物都要从大陆运来,天气不好,航运中断时,那苏轼就会三餐难继。
有了病,连大夫也找不到。
然而,苏轼却自我宽解道,在京师,常有糊涂医师下错药吃死人的事情,在这里好,倒是远离了这样的危险。
正是凭着这样一股倔强乐观的精神,苏东坡于六十多岁的高龄万里投荒,竟然还能等来赦诏回还的那一天。
所以,苏轼征服我们心灵的,不只是那些辉煌的辞章、绝妙的书画,还有那宠辱不惊、百折不挠的人格魅力。
苏轼在惠州写下的这篇短文《记游松风亭》,也给我们很多的感触和启示:余尝寓居惠州嘉佑寺,纵步松风亭下。
足力疲乏,思欲就亭止息。
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
良久,忽曰:“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
”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
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
苏轼说,在惠州时,他想登上山,到高处的松风亭上歇一歇脚,但看亭子还在树梢间隐现,一时哪里走得到?
苏轼踌躇良久,突然豁然开朗,为什么非要到亭上去休息呢,我在这里坐下来不一样休息?
所以,如同佛家中的顿悟一般,苏轼想明白了。
懂得了这些,就算是刀兵相接的战场上,向前冲会死到敌人手里,向后退要被督战队砍了头,那也不妨先什么也不管,让心情歇一歇。
还有著名的《定风波》,不知千百年来,平定了多少人们心中的无数次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样的情怀,感染了多少人?
劝慰了多少人?
直至如今,我们在被现实的铅云压得难以喘息时,还是借来东坡这一杯酒,浇去心中的块垒。
参考:
有首定风波,于丹她们讲过,我看了挺感动。
参考:
《东方文化漫步》之十一从兰亭序到赤壁赋我们在前面说过,古代东方文化人,一般不太爱“拉开架势”写哲学专著(老子的《道德经》是个伟大的“意外”),但他们对宇宙、人生的哲学思考,从没闲下来过。
就说东晋大文化人王羲之吧。
几乎天下读书人,都晓得他的惊世名作《兰亭集序》。
其书法融妩媚与刚健、细腻与疏放、严谨与张扬、沉着与飘逸于一炉,且凭这“天下第一行书”,成行草百派之宗,被后世尊为“书圣”。
而此篇序文本身,虽感琢磨欠细,语多重复,个别层次略嫌不清,隐隐闻到一股“酒气”,给人“喝多了”的感觉;
但文中景真情切,瑰丽多姿,才气逼人,汪洋恣肆,不失为一篇美文、妙文。
在两汉文赋铺张华丽之风影响仍巨的晋代官方文坛,这股清逸之风尤为难得。
细味通篇思想内核,则是对时空与生命的思考。
您看:在这么一个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急湍”的好地方,一群贤达“时人”汇聚于此。
边做着“曲水流觞”的文雅游戏,边“畅叙幽情”。
令人顿觉“宇宙之大”、“品类之盛”,“信可乐也”!然而,正“极视听之娱”,玩得好好的,我们的这位大文人呢,却突然悲从中来,不可断绝:“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
感慨什么呢?
美好的事情总是这么短暂,而且“修短随化,终期于尽”一一这些赏心乐事连同生命本身的存在长短,自己不能作主,全凭造化安排,并可一眼看到尽头,“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于是乎,王羲之大人不由得想到了当时文化人中盛行的谈”玄”之风,觉得这些家伙推崇庄子的“齐物论”观念,太不靠谱了:“故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要说起战国时代的庄子他老人家,貌似继承了老子的道学思想,实际上是个大大的“修正主义者”。
他离开了老子学说中唯物的本体论,追求主观世界的无拘无束、逍遥自在和对客观世界包括世俗社会的无限超越;
他将老子辩证的方法论往“前”推了一步,演化为诡辩论、无准绳、不可知的思维体系:齐彼此(“物无非彼,物无非是”)齐是非(”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
齐彭殇(“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
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
一死生(“方生方死,方死方生”)。
这就是有名的庄子哲学命题一一“一死生,齐彭殇”。
王羲之先生说,我就纳闷了:生下来就夭折的婴儿,怎么就比天下人都长寿;
而活了八百岁的彭祖,怎么就算最短命啦?
生怎么等同于死,死怎么就算是活着啦?
所以他批评庄子这种观点是“虚诞”,是“妄作”。
尽管他也知道,在当时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东晋一帮文人心眼中,这是十分“时髦”的说法。
王羲之不同意庄子意见,直接看到美好事物乃至每
面对江上清风、山间明月,他们又是诗又是酒,叩舷而歌,不亦乐乎。
而门客却泼了一头冷水,说了一番大煞风景的话:想当年,曹操、周瑜在这里呼风唤雨,可谓英雄盖世,如今都去哪啦?
何况我们的这些被朝廷看不上的人,“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扵天地,渺沧海之一粟”。
多么渺小多么短暂的人生,面对无穷无尽的长江和永远悬挂空中的月亮,还开心得起来么?
真是“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啊!一一诸位听听,有没有跟王羲之先生的感叹一个调调?
我们再看东坡先生是怎么跟门客说的:江水东流,日夜不停,一滴滴的江水是一去不回头了,可千万年来那条江不是还在那里日夜奔流吗?
月亮缺了又圆,圆了又缺,月光每天都在变化,可千万年来那月亮不是还清辉依旧吗?
所以呀,“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
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这就是看事物角度的问题:一是变化与不变的角度,二是个别与整体的角度。
一片叶子飘落了,另一片叶子抽芽了,那棵树还在;
一棵树枯萎了,另一棵树出土了,那片森林还在;
一片森林消失了,另一片森林生成了,世间绿色还在。
如果只从变化的角度看到个体事物的衰亡,就会像王羲之那样“嗟悼”、“兴怀”;
如果只从不变的角度看到整体事物的存在,就会像庄子那样,不加区别,“一死生”、“齐彭殇”;
只有像东坡先生那样,既看到个体、承认变化,又看到整体、坚信永恒,才能做到“入世做事”,承担当下责任;
“出世作人”,豁达面对人生。
东坡的豁达,在于他一方面知道,一切存在都是变化发展的过程,“长恨此身非我有”一一自己也作不了自身的主;
另一方面,又明白存在的本质一一“存在过”就是“存在了”,一瞬亦即永恒。
天下美景“庐山烟雨浙江潮”,人们为之惊叹、震撼、陶醉也罢,为之兴怀、纠结、感伤也罢,它似乎总是那样的烟雨迷濛、潮若奔雷,“本来如此”,亘古不变。
其实,古人对宇宙人生的思考,说白了就是对“时空”的认识。
而茫茫宇宙,悠悠岁月,本来无所谓时间和空间。
而人类作为万物之灵长,在探究宇宙万象以及人类自身生命行为轨迹在宇宙中的定位过程中,通过寻找各种参照物,去“”丈量”事物的“大小远近”及其运动变化的“先后快慢”,从而创造了时间和空间这两个尺度概念。
人类正是有了“时”、“空”这两把尺子,对世间万物的认识(或曰猜想),才渐渐由绝对模糊走向相对清晰;
同时必然地发现了,包括人类自身在内的宇宙万物,其存在时空都是十分有限的,人的生老病死,物的生长收藏,不过尘埃之一瞬。
于是乎,有人悲观了,消沉了,认定“人生苦短,须及时行乐”,就像五代时的前蜀后主王衍的《醉妆词》写的,“者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
那边走,者边走,莫厌金杯酒”;
有人不愿接受人生短暂的现实,努力寻找超越客观局限的门径,就如继承发扬了庄子思想的道教神仙家那样,醉心于“长生不老”、“白日昇仙”之术。
而古人对时空与人生的不同思考,表现在唐宋大诗人身上,也迥然不同:道门的“诗仙”李白,醉醺醺,“俱来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儒门的“诗圣”杜甫,苦戚戚,“万里悲秋常做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释门的“诗佛”王维,闲澹澹,“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寒门”的“诗鬼”李贺,冷嗖嗖,“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东坡居士呢,肩上是儒家的担当,心中是道家的洒脱,眼底是释家的透彻。
无论穷通顺逆,依旧“清风徐来,水波不兴”。
他笑吟吟、坦荡荡“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将个体的一瞬,融入整体的永恒之中。
这,大概也是许多东方文化人追求的一种境界吧。
参考:
眼球长在额顶上,无论是何豪何仙何圣?
俱为世间怪胎。
看诗仙之李白、诗圣之杜甫、咱们的苏大学士之生涯轨迹,偌们子一家包括亲戚皆为之殃、冻死餓死疯了的,受牵连遭贬落难的。
一已之逞、连累九族。
盖其人非称君子正道,才妖可圈。
司马光曰:才者人之贼矣!诗文固光耀千古,其人之独戾岂可洒脱?
何以规子弟!
参考:
命运如诗,随心而作,命运如船,随遇而安,命运如风,随心而行,命运如书,随心而著。
时代烙印自有时代的风格,不拘泥于形式的文字运用别具一格,既有千帆阅尽始相同的无奈,又有世事浮沉尽相融的豁达。
看开看淡看轻看重都是一种生活态度,名利事非本是过眼烟云,坎坷的人生经历自有其独特的人格魅力,豪放的诗词作品彰显生活的起伏曲折,命运浮沉都凸显了生活过客的成与败,大浪滔沙自有其独特的生存理念障碣存在。
顺与逆只是一个形容词,心得体会各有千秋,命运是社会经验的晴雨表,恰到好处巧妙运用才是王者,但有此幸运者寥寥无几,因为矛与盾始终相生相克,相伴相对,相辅相成而又各自为赢。
参考:
2.人生,就是一个修炼的过程,何必用这一颗不平的心看待人和事,作践了自己,辜负了岁月。
我无法左右命运,却可以选择怎样面对现实。
爱比恨更伟大,宽容比惩罚更有力量,所有的无知行径都可以原谅,也请善待自己,诸恶莫作,诸善奉行。
参考: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