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为什么这么信任藏族的八思巴

忽必烈和八思巴的双向选择！很多都天然的以为，1247年的凉州会盟直接奠定了，萨迦派在蒙元时期的政治地位。
但实际上，凉州会盟的政治遗产相当短促，阔端虽委托萨迦派管理西藏事务，并规定各地方官吏都必须听从萨迦官员之命，不可触及刑律，擅权自立。
只可惜，蒙古汗国政坛的风云变幻，瞬间就改变阔端和萨班的努力。
1247年，经过艰苦博弈才登上大汗宝座的贵由汗，只干了两年就死了。
贵由汗死后，王后斡兀立·海迷失摄政三年。
但这个蠢女人，只用了三年就将蒙古治理的天怒人怨。
1251年，蒙哥（托雷之子）趁机联合各部势力，在“忽里台”大会上被公推为新任大汗。
蒙古汗国的“黄金家族”，从窝阔台王系转入了托雷王系，随后蒙哥大肆清洗窝阔台王系成员和支持者，几乎将窝阔台系统连根拔起。
作为窝阔台的儿子，阔瑞凭借之前与蒙哥良好的私人关系逃过此劫。
蒙哥也非常“仁义”保留了，其在凉州的封地和所属权益。
但窝阔台王系的没落，让阔端家族终将边缘化。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就在这一年，萨班和阔瑞先后去世。
几乎在一夜之间，萨迦派不但失去了最高领袖，也遗失了蒙古国内强力政治人物的支持。
年仅17岁的八思巴，在接任了萨迦法王之位后，不得不面对一个极为复杂和尴尬的局面。
八思巴塑像一、八思巴的困局1251年，身在凉州的八思巴，面对着一个极其复杂的局面。
一方面，蒙哥汗依旧借助萨迦派的影响力，在西藏推行括户（清查户籍）等施政措施。
另一方面，他也开始逐步将西藏各处的土地，分封给各位蒙古王公。
蒙哥分封西藏土地的做法，从原则上符合蒙古人“兄弟共享富贵”的传统，因为深受各蒙古宗王的拥护，在一定程度上稳固了蒙哥汗的地位。
而从管控西藏的角度解析，则更接近明朝治藏策略的“多封众建”思路。
这一策略简单说就是“掺沙子”，让各教派分别迎奉不同的蒙古宗王，进一步加剧各派之间的裂隙，使其愈发难以形成合力。
《汉藏史集》记载说:“蒙哥汗与止贡派结为施主与福田，忽必烈（薛禅汗）与蔡巴派结成施主与福田，阿里不哥与噶玛派结为施主与福田，旭烈兀与止贡派结为施主与福田。
”当这一法宝祭出后，西藏各教派领袖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都不得不与蒙古皇室建立起直接的联系。
从此以后，无论哪一个教派和地方势力要掌控西藏，都必须争取中央王朝的支持。
这反倒加强了西藏与中原的联系，而中央政权只需要扶植这些人作为代理人，就能保证疆土的完整和边疆的安宁。
难怪当代著名的藏族学者东嘎·洛桑赤列教授指出：“把西藏真正统一到蒙古汗国之中，是蒙哥汗在位时完成的。
”但蒙哥汗的治藏思路，对萨迦派来说显然不是件好事。
虽然，蒙哥依旧将萨迦派划分给了阔端的后裔掌管。
但相比于围绕在蒙哥亲兄弟身边的个各教派，萨迦派的“代言人”地位已被削弱到了极点。
年轻的八思巴感觉到了这种变化，为了萨迦派的发展，他也不得不寻找一个更强力的支持者。
因此，在成为萨迦法王后，他并没有返回西藏，而是留在凉州一边学习佛法，一边仔细观察各位蒙古王公的所作所为，很快一个机会就降临在他的面前。
二、第一次不亲密的接触1253年（宋理宗宝佑元年），八思巴得到了忽必烈的传召。
当时，忽必烈正在筹划进攻云南（大理）的计划，为了解藏区的情况，忽必烈派人将八思巴召至六盘山见面。
两个友谊贯穿一生的朋友，第一次见面的气氛，开端相当融洽。
虽然，八思巴19岁的年纪，让忽必烈一度心存疑虑。
但随着交谈的深入，忽必烈发现八思巴对于佛学有着独特的认识和见解，这让他大为赞叹。
但当忽必烈要求八思巴在西藏，为蒙古军队筹集所用的物资和征夫之时，会谈的气氛急转直下。
面对忽必烈的要求，八思巴回答道：“西藏只是一个偏远的地方，地广人稀，难以支撑大军所需，还请收回成命。
”八思巴的回答顿时触怒了忽必烈，他狂暴的咆哮道：“你敢犯我蒙古虎威，你活腻了吗？
我刀锋所指，挡者披靡，如沸汤泼雪，现在不过就是要你们提供点物资和随军征夫，你便推三阻四。
”八思巴见状，平静的摇摇头说：“我实在是帮不了大汗，请您允许我回到故乡去吧。
”盛怒之下，忽必烈拍案而起，大声吼道：“你给我滚出去。
”黯然回到帐中的八思巴，开始收拾行装，准备第二天便离开六盘山。
当晚，忽必烈的王妃察必劝慰道：“我看这位年轻的法王，讲法非常精湛，先前蔡巴老僧们的见解都不如他，请大汗不要让他离开。
”忽必烈愤愤的说：“他对佛学确有独到之处，但不愿为我所用，留他何益？
”察必笑了笑，说道：“大汗兴兵，难道缺的真是物资和征夫吗？
这对大汗都是小事，这件事他心里有抵触，并不代表其他的事不能合作呀。
”忽必烈沉吟片刻道：“好吧，明天一早你和我一起去见他。
”在王妃的斡旋下，忽必烈和八思巴逐渐建立起了信任。
王妃察必还接受了八思巴的“灌顶”，拜他为上师。
“灌顶”，本是印度古代的一种仪式，国王即位时取四大海之水灌于头顶而表示祝福，后来佛教密宗也采用这种仪式。
佛教的灌顶，主要有传法灌顶和结缘灌顶两种：传法灌顶是“对于如法积行之人，传授密法，使绍阿阇梨职位”之灌顶；
结缘灌顶是“唯为使结佛缘，引人一般之人十灌顶坛，使投花而授其本尊之印与真言，无秘法之授受”的灌顶。
八思巴给王妃察必传授的灌顶当属结缘灌顶。
传授灌顶，使八思巴成为王妃察必在佛教上的老师 。
三、渐行渐近的盟友关系王妃察必在接受了灌顶后，感觉颇受其益。
她劝说忽必烈也受此灌顶仪轨：“(灌顶)果然胜于其他教法。
请王受之。
”但身为汗王，忽必烈接受灌顶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在向八思巴询问灌顶仪轨时，八思巴说道：“受灌顶之后，上师坐上座，要以身体叩拜，听从上师之言语，不违上师之心愿。
”忽必烈听后，马上表示不能接受，担心会使“教权置于王权之上”，又是王妃察必出来斡旋。
她说：“听法人少之时，上师可以坐上座。
官员、臣民聚会时，上师慈悲恐怕不能镇服，汗王坐上座。
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不请于上师绝不下诏。
其余大小事务，上师不得讲论及求情。
”王妃察必提出的，确实是一个折中的办法，她将八思巴的上师权利，限制在了可控的范围。
明确了王与上师的权利边界后，忽必烈和八思巴达成了妥协。
任何一种妥协的达成，都基于双方互相需要。
八思巴需要一个强力的汗王的支持，因为在蒙古的势力版
在这里，需要明晰一个长期存在的误区。
西藏各个教派中，并不是只有萨迦派主动联合了蒙古势力，进而成为蒙古政权在西藏的“代理人”。
早在凉州会盟之前，西藏各教派就已经开始，分别和各蒙古势力进行了接触，寻找可以依附的对象。
东嘎·洛桑赤列先生在《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中记载：“公元1239年，萨迦联系了王子阔瑞，帕木竹巴和雅桑噶举两派向王子旭烈兀（拖雷之子，蒙哥和阿里不哥的兄弟）投诚，止贡和藏古瞙两派向王子忽必烈投诚，达隆派向王子阿里不哥投诚。
”其实，大家都在找大腿，唯一区别是“抱的不是同一条”。
而凉州会盟的成功，确实让萨迦派深受其益，阔端除明确其“代理人”地位，还将除了阿里三围以外的拉堆南北两地、古摸曲迷、襄、夏鲁、羊卓等七个万户的地区，属民一万零八百八十五户直接封给了萨迦派。
古人说“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教派也是由人组成的，萨迦派深受其益，眼红心热自然少不了。
之后，蒙哥汗的“多封”计划，更加剧了寻求强力支持的举动。
八思巴在权柄甚重的忽必烈身上下注，本身无可厚非。
作为一派的领袖，全教僧众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
很多时候，他甚至不能以各人的好恶，来决定取舍。
另外，从忽必烈本人来说，因长期接触汉人、回鹘人和色目人，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多文化共生”的倾向（蒙古人认为是“汉化”）。
公元1253年，八思巴为忽必烈传授了萨迦派的喜金刚灌顶，正式成为忽必烈宗教上的老师。
这是蒙古王公，第一次接受藏传佛教“灌顶”的仪轨。
随后，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国师”，赐玉印，奉献黄金及珍珠镶嵌的袈裟、僧衣、金座、伞盖等作为灌顶的供养。
四、忽必烈的选择权作为合作关系的强势一方，忽必烈显然拥有更充沛的选择权。
他是不是一定要和萨迦派合作呢？
答案是——不一定！在南征云南期间，忽必烈发现噶举派在康巴的势力远超萨迦派，便召噶玛拔希（噶玛噶举派）在川西北的绒区色都地方相见。
二人见面后，相谈甚欢，忽必烈希望噶玛拔希留在他身边长期相伴。
但噶玛拔希似乎对忽必烈不是很感兴趣。
很快便辞别了他，去宁夏、甘肃、内蒙等地传法。
在此期间，噶玛拔希接到了蒙哥汗的诏书。
他欣然从命，随使臣到达和林（蒙古汗国首都），受到蒙哥和阿里不哥的宠信。
蒙哥汗封其为“国师”，赐金印、白银，还赐给他一顶金边黑色僧帽，这就是噶玛噶举派中黑帽系传承的来源。
（严格意义上说，蒙哥汗封的“国师”，才是正经八百的国师。
忽必烈身为一个宗王，封八思巴为“国师”，多少有僭越之嫌。
）应该说，噶玛拔希的选择并没错，毕竟身为蒙古大汗的蒙哥，才是当时最粗的大腿，没有之一。
只可惜，噶玛拔希没法预测所有人之后的命运，也包括他自己的。
得到了蒙哥汗的青睐，噶玛噶举派获得的权力和利益已超过萨迦派，隐隐有独领全藏之势。
但人要是倒霉，喝口凉水都会塞牙。
1259年（南宋理宗，开庆元年），蒙哥汗亲征合州(今重庆合川区)，意外死于钓鱼城下。
随后的事情，就是常演不息的争权大戏了。
两个蒙古宗王分别举行了，推选大汗的“忽里台”大会。
1260年4月，阿里不哥在哈拉和林被蒙古本土贵族，推举为蒙古国大汗。
而5月5日，忽必烈在部将的拥立下，于中原开平成为蒙古大汗。
两个大汗并立，结果必然是拔刀相向，在长达四年汗位之争中，蒙古人自己杀的血流成河。
最终，忽必烈胜出，将战败的兄弟囚禁致死。
倒霉的噶玛拔希在蒙古帝国权利的变幻中，先是选择了蒙哥汗，而后又跟阿里不哥站在一起。
这导致，忽必烈坐稳大位后，“忽然”想起了他。
先是将其长期囚禁，并一度考虑杀了他，最后虽考虑到噶玛噶举派的影响力将其释放，但此后噶玛噶举派备受打压，直到元末才算恢复了元气。
噶玛拔希被释放后，辗转8年才回到西藏。
为了巩固其教派的势力，免于被其他教派吞并、瓦解。
噶玛噶举派第一次采用了活佛转世制度，这实际上是活佛转世制度，出现的根本原因。
五、八思巴的选择噶玛拔希和忽必烈的取舍向背，不是八思巴能左右的。
但当忽必烈行走在刀锋边缘时，八思巴却坚定的站在了忽必烈身边。
随着蒙古汗国疆域的不断拓展，蒙古人内部逐渐撕裂为两派。
其实，从此时期开始，蒙古人就已出现了“左右两翼”的倾向。
一部分以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人，在长期接触中原汉族士大夫的过程中，逐渐倾向于中原的固有的文化和管理方式。
而另一部分以蒙哥汗和阿里不哥为代表的蒙古人，则坚持固有的草原传统，行事非常保守，对忽必烈的“汉化”倾向极为反感。
1257年，在蒙古保守势力的怂恿下，蒙哥汗突然决定对忽必烈下手。
他借着南下攻宋的机会，以“以忽必烈有足疾为由，解除其军权”，并将他手下的大臣拘押严刑拷问，意
”一时间，风声鹤唳，亲近忽必烈的势力纷纷侧目。
就在这种危局之下，八思巴坚定的选择站在忽必烈身后，一边用佛学的解释来宽慰他的心灵，一边又亲自赶赴五台山，为他单独举行祈福法会。
最终，在八思巴和大臣的劝说下，忽必烈决定向蒙哥汗展现“诚意”。
他只带着二十个卫士，亲自奔赴大汗营帐。
见到蒙哥后，忽必烈言辞恳切的伏地“请罪”，并表示已将“家人送至和林为人质”。
蒙哥汗总算顾念兄弟之情，大度的“宽恕”的忽必烈，但此事在他心中造成了巨大的阴影。
直接诱发了，蒙哥汗死后，两次推举大汗的“忽里台”大会。
忽必烈无论如何，也不敢将身家性命，放在行事更为保守的阿里不哥手中。
公元1264年（南理宗，景定五年），历时四年的血腥汗位之争落幕，忽必烈凭借另一个兄弟旭烈兀的支持，成了名义上的蒙古大汗，并将都城从和林格尔迁至北京。
在危机中，一直坚定支持他的八思巴，终于获取了忽必烈一生不变的友谊。
而且，忽必烈也确实兑现了，“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不请于上师绝不下诏”的承诺。
当忽必烈尊八思巴为“国师”（这回可是正经八百的国师了），授宣政院首位总制，“赐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
”忽必烈设置的宣政院，本就是为了管理全国的宗教事务，监管藏区事务。
当八思巴以国师身份统领宣政院，实际上已获得了西藏地区政教大权。
同时，这也意味着，藏传佛教跟随着忽必烈来到了中原腹地，并在元朝的版
为了能够让八思巴更好的管理西藏事务，忽必烈改变了蒙哥汗“分封”政策，转而全力扶持萨迦派。
他将蒙古各王公在西藏委派的守土官（达鲁花赤）全部召回。
只保留了支持者旭烈兀名下封地的守土官。
藏文史料《大司徒绛曲坚赞自述》记录这段史实：“此后，当蒙哥汗归天之后，薛禅皇帝（忽必烈）在位之时，将在西藏的所有守土官撤间，由于薛禅汗与旭烈兀的兄弟关系特别亲密，所以我们(帕竹派)的守土官仍然保留。
”裁撤守土官之后，萨迦派在经过蒙哥时期的波折后，再度当仁不让的成了蒙古人在西藏唯一的指定“代理人”。
此时，距离阔端与萨班的凉州会盟，已过去了整整17年。
综上所述，凉州会盟只能算萨迦派与蒙古势力的第一次接触，真正奠定了，萨迦派藏区领导权的是——忽必烈与八思巴。
详解历史细节，厘清来龙去脉，视角不同的中国历史！
这一次的会面是忽必烈提出的，他带领军队到达六盘山，等着八思巴的到来。
最初两人寒暄了一阵，气氛融洽。
八思巴虽然只有19岁，却见识不凡，忽必烈对他的言谈十分欣赏。
随后忽必烈话锋一转：“我军欲进攻大理，请吐蕃为我军准备所需物资和兵差。
”没想到八思巴直接拒绝：“吐蕃只是个偏远的小地方，地狭民困，难以满足您的需求。
”忽必烈听后大怒：“只不过要你们提供点物资和兵差，就这样推三阻四，不知道我们蒙古的虎威赫赫吗？
”八思巴却说：“既然如此，我也没有必要来到此地，请让我回家吧。
”忽必烈气得怒吼：“滚出去！”两人僵持不下时，王妃察必劝慰忽必烈说：“八思巴虽然只有19岁，见解却比许多老僧都要强，您不要将他赶走。
很多事情可以慢慢商量。
”忽必烈认为察必言之有理。
于是，又再次召见八思巴。
这一次，八思巴讲了很多吐蕃的历史和典故。
忽必烈茅塞顿开，对面前这个年纪轻轻的法王非常信服。
从此，八思巴一直追随忽必烈，忽必烈也非常信任八思巴，给予了他无上的荣耀。
那么，八思巴作为一个藏族人，他有什么魅力让蒙古首领忽必烈如此信任呢？
01、为了利益，忽必烈和八思巴碰撞出了火花公元1206年，铁木真统一漠北各个部落，在斡难河建立了大蒙古国。
随后便开始了东征西讨的武力扩张之路。
西辽、西夏、金相继覆灭。
在剿灭西夏的过程中，铁木真病逝。
继位的是他的第三个儿子窝阔台。
窝阔台就把收服吐蕃的任务交给了他的第二个儿子阔端。
1239年，蒙古大军开始进攻藏北，遭到了激烈的抵抗。
可是，经过这次战争，蒙古方面立即认识到应该改变策略。
首先，吐蕃地处高原，环境特殊，与蒙古草原相差巨大，长期驻守此地非常困难。
其次，吐蕃人并不像其他民族一样总想着扩大势力，少见狼顾之相，并不足为惧。
最后，吐蕃人信仰宗教，而且非常虔诚，与信仰宗教的蒙古人有相通之处。
对于这样一个气候环境特殊，很难管理，而性情并不强悍的民族，没必要非要将他们的地盘据为己有，费大力气维持稳定。
如果能够拉拢吐蕃的最强势力，让他们听命于蒙古，吐蕃的管理权交给他们自己，岂不是更好？
于是，阔端命人花了几年时间对吐蕃进行仔细研究。
发现当时吐蕃人信奉的藏传佛教有很多派系：萨迦派、噶举派、噶当派、蔡巴派、宁玛派、止贡派......这些教派都拥有不同的法王、寺院，信奉不同的教义法典。
其中“萨迦派”实力最强、权力最大、控制着当地的宗教、政治、经济......如果能够搞定这个派系，就可以通过他们控制住吐蕃。
这个派系当时的首领是萨迦班智达，萨迦派第四代传人，掌握政教大权，在吐蕃人中的威望极高。
1244年，阔端向萨迦班智达发出了
吐蕃上层深深地认识到吐蕃的实力无法与蒙古抗衡。
吐蕃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均落后于蒙古，更何况各个部落各自为政，没有形成有效的中央集权，无法统一调动。
为吐蕃的命运和前途考虑，只能抱住蒙古的大腿。
于是，63岁体弱多病的萨迦班智达接受了
那时候的交通工具真是太不发达了，直到1247年，萨迦班智达才到达凉州，开始了改写蒙藏历史的会谈。
会谈的结果产生了《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这一重要的历史性文件。
西藏正式纳入了蒙元版
就这样，蒙古取得了对吐蕃的管辖权，萨迦派取得了超越其他各派的超然地位，进而开始在蒙古汗国范围传播藏传佛教。
1251年底，萨迦班智达在凉州幻化寺圆寂，年仅17岁的八思巴成为萨迦教派首领。
也是在这一年，蒙古的政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窝阔台逝世后，儿子贵由汗继位，贵由汗只在汗位上坐了两年就死了。
1251年，铁木真的孙子，托雷的儿子蒙哥趁机夺权，成为新任大汗。
汗位由窝阔台系转到了托雷系。
原来和窝阔台系联系紧密的萨迦派在这时就有点尴尬了。
而此时，蒙哥又将吐蕃的土地分给蒙古诸王进行管理。
各教派分别派出使者与蒙古诸王联系，力
萨迦派原来一家独大的局面受到了影响，特别是萨迦派依旧归阔端的后代掌管。
而此时，窝阔台系的势力与以往相比已经大相径庭，萨迦派的影响力更是今非昔比。
于是，为了萨迦派的发展。
年轻的八思巴不得不再想办法抱一个更粗的大腿。
八思巴的目光最初聚焦在大汗蒙哥身上，可是蒙哥对萨迦派并不感兴趣。
蒙哥当时与噶举派的首领噶玛拔希联系非常紧密，赐予他无数珍宝。
忽必烈最初尊崇蔡巴派，后来对噶举派非常青睐，他曾经与噶玛拔希相会，并挽留他在自己身边，可是却被噶玛拔希拒绝了.......噶玛拔希当时已经抱上了大汗蒙哥的大腿，当然对忽必烈不感兴趣。
而且噶玛拔希认为即使蒙哥不在位，继承大汉位置的也应该是阿里不哥，所以他当然瞄准了阿里不哥，没有多余的眼神给忽必烈了。
于是，被蒙哥瞧不上的萨迦派就跟被噶举派瞧不上的忽必烈碰撞出了火花。
八思巴执掌的萨迦派要找一个蒙古王爷来作为靠山，提高自己在藏传佛教诸派系中的地位，扩大本派佛法宣扬的范围。
而忽必烈爷正要通过信奉萨迦派佛教，提高八思巴在吐蕃和蒙古的地位，从而建立自己强大的舆论基础，用宗教征服蒙古人，也征服吐蕃人。
双方基于自己的利益，与对方捆绑在一起。
而后来的一系列愉快合作，使得这样的捆绑实现了双赢。
02、八思巴过人的才华，让忽必烈不得不服八思巴，藏语的意思是“圣者”。
他拥有着全方位的才能：1】博学多才，涉猎广泛他天赋异禀，3岁就会口诵真言、心咒修法。
从小修习了声律学、正理学、医学、工艺学、佛学、修辞学、词藻学、韵律学、戏剧学和星象学。
据说可以过目不忘，不教即通。
八思巴从小就跟着伯父萨迦班智达学习佛法。
10岁时，开始学习汉文化和蒙古文化。
这一切让八思巴成为一个非常博学多才之人。
因此，他与忽必烈的几次见面，所谈所想都让忽必烈大为赞叹。
忽必烈还主持过佛教与道教的辩论会，两派各有17人参加辩论。
佛教方以少林寺为首，20岁的八思巴以观摩者的身份出席。
辩论中，道教方以《史记》为论据驳斥佛教正统，佛教方一时无以应对。
此时八思巴引用道教的论据进行阐述列举出道教方的论据自相矛盾 。
最终，辩论以道教一方承认自己辩论失败而告终，十七名道士削发为僧。
八思巴的博学多才、旁征博引、敏捷的思辨能力和极好的口才，不得不让忽必烈折服。
2】精通汉文化、蒙古文化、藏文化，成为蒙汉藏这三方沟通的桥梁八思巴10岁时开始学习汉文化和蒙古文化，再加上藏文化，他对三种文化都有极其深入的了解。
忽必烈掌权后，他把乌思藏地区十三万户指定为八思巴的供养地。
统辖吐蕃地区的军政事务。
而蒙古铁骑征战四方，最想要实现的战略意
要征服汉文化，必须要了解汉文化。
在多年的征战中，八思巴基于对汉文化和蒙古文化的了解，为忽必烈出谋划策，讲述汉人的历史和典故，以便忽必烈制定正确的对宋策略。
当忽必烈的大军消灭了流亡在崖山的南宋残余势力后，蒙古人完成了全国大统一。
要更好地统治中原，更需要精通中原文化的人来辅助他。
精通儒学、历法、地理的八思巴显然是不二人选。
3】创造蒙古文字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之前，蒙古人没有专用的文字。
吞并回鹘后，成吉思汗用了回鹘人的文字来作为蒙古人的文字。
后来蒙古人还用过波斯文、汉字、西夏文。
回鹘文由于不是蒙古人原创，并不能很好地表达当时的蒙古语语音。
于是，忽必烈委托八思巴创造全新的蒙古文字。
八思巴在藏文字母的基础上，结合蒙、汉等多种文字，于1269年创制出一套方形竖写的拼音字母，后来被称作“八思巴文”。
忽必烈下诏将蒙古新字颁行全国，使之成为元代的官用文字。
此后元朝皇帝下达的圣旨、经文、牌符、禁约榜等官方用书都采用了这种文字，使文字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统一。
03、经过血色洗礼的情谊八思巴和忽必烈最初各有心仪的对象，并未一开始就选择彼此。
可是一旦互相选择了对方，就再也没有动摇过。
蒙哥做大汗时，虽然与忽必烈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却有过很深的隔阂。
忽必烈尊崇汉法，与中原士大夫有过密切的接触。
他重用了很多汉人，还让自己十来岁的儿子也跟着汉儒学习汉法。
忽必烈还在封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屯田积粮、整顿财政，任命儒士，并获得很大的成效。
蒙哥依据蒙古人的传统，倾向于把犯有过失的汉人臣民尽数处死。
忽必烈却坚持为了安定民心，应该禁止滥杀，为此忽必烈与蒙哥的亲信多次发生争执忽必烈的所作所为，在蒙哥眼里就是一个异类，好像要把蒙古“全盘汉化”。
而忽必烈攻下大理后，没有立即拿下宋朝，也让蒙哥心生不满。
认为忽必烈要挑战他的汗权。
1257年，蒙哥借口有人控告忽必烈的封地京兆府有贪污受贿的情况，派遣亲信阿蓝答儿进行调查。
在调查过程中，蒙哥罢免了忽必烈在军中的一切职务，让他留在家中休息。
随后，罢免了忽必烈所任命的官员，并处死一批下属。
在忽必烈最困难的时候，八思巴四处奔走，为忽必烈举行祈福法会，也为他到处游说。
后来，忽必烈采纳了八思巴和大臣们的建议，亲自去蒙哥处请罪，把妻子察必和儿子送到蒙哥处作为人质。
兄弟相见的一刻，相对落泪，兄弟之间似乎消除了隔阂，重新恢复信任。
1259年，蒙哥突然暴毙，因为死得太过突然，没有在临终前留下遗诏确定继承人，导致了此后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为争夺汗位而内战五年。
在此期间，八思巴一直坚定地支持着忽必烈，从未产生过丝毫动摇。
投以桃李，报以琼瑶。
忽必烈也对八思巴赋予了无限的信任。
04 在俗世，以忽必烈为王，在佛界，以八思巴为尊蒙古本土的宗教是萨满教，不过，随着蒙古人的南征北战，蒙古人后来的信仰就多了起来。
铁木真给予道教首领丘处机很高的地位。
铁木真的孙子别儿哥信奉的是伊斯兰教，旭烈兀信奉的是基督教......在八思巴的影响下，忽必烈决定皈依佛门。
藏传佛教萨迦派的皈依仪式是吉祥金刚喜灌顶，由师傅以水灌洒头顶。
察必皇后先接受了灌顶，随后又劝说忽必烈接受灌顶。
可是忽必烈有个顾虑，如果行了灌顶礼，忽必烈与八思巴成了“师尊与弟子”的宗教关系。
按照萨迦派佛教中的要求，忽必烈必须遵守上师坐上手，以身体礼拜，悉听上师之教，不违上师意愿等法誓。
可是忽必烈为蒙古宗王，时时让上师坐上座不可接受。
于是，两人达成了一个协议，没有外人的时候，八思巴坐上座。
有外人的时候，忽必烈坐上座。
在俗世，以忽必烈为王，在佛界，以八思巴为尊。
就这样，忽必烈认了八思巴为上师，对宗教的信仰让忽必烈更加信服八思巴。
对他赋予了无限的信任。
05、忽必烈和八思巴的合作，成就了彼此八思巴实现了扩大萨迦派势力范围的心愿，佛教成为国教，八思巴成为帝师。
1260年，忽必烈任命22岁的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八思巴由此有了全国佛教领袖的地位。
1270年，忽必烈晋升八思巴为帝师，赐玉印。
封号全称为“普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护持国政，精通五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
忽必烈在八思巴的帮助下，实现了对吐蕃的控制。
同时，通过八思巴，忽必烈坚定了自己的信仰，了解了藏、汉文化，为他加强统治奠定了基础。
忽必烈和八思巴的合作，真正实现了双赢，成就了彼此。
~~~~~~~~~~~~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参考：

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对忽必烈影响最大并促使他皈依藏传佛教的，无疑是八思巴。
八思巴是藏传佛教萨迦派首领萨迦班智达的侄子，生于1235年，年龄比忽必烈小二十岁。
他原来的名字是罗追坚赞，八思巴则是他的后用名，本为藏语的“圣者”的音译。
因他自幼聪明颖慧，三岁能念诵莲华经，八岁能讲述佛本生经，故被人们尊称为八思巴(“圣者”)。
八思巴十岁时出家于拉萨大昭寺，伯父萨迦班智达亲自为他授沙弥戒。
一、八思巴如何获得忽必烈信任1246年，八思巴随从伯父萨迦班智达到达凉州，谒见窝阔台汗之子阔端大王，并奉阔端大王的命令继续学习佛法。
1253年夏，忽必烈远征大理途经六盘山，派专人去凉州迎请萨迦班智达，萨迦班智达以年老多病辞谢，其侄八思巴应邀随阔端之子蒙哥都前来六盘山与忽必烈会见。
忽必烈非常高兴，也甚是喜欢这位萨迦派年轻僧人。
于是他赠给蒙哥都一百名蒙古骑兵，而让八思巴留在自己身边。
忽必烈征服大理北返时，八思巴主动赶到忒剌去会见他。
这使忽必烈深深感到八思巴对他
同时，八思巴的博学，也令忽必烈钦佩和折服。
一次，忽必烈向八思巴询问吐蕃的历史，八思巴讲述了自松赞干布
忽必烈起初将信将疑，派人查对汉文史书，结果与八思巴所言毫无二致。
于是，忽必烈对他更加信任。
1254年忽必烈和他的正妻察必及子女已开始以宗教礼节礼拜八思巴。
忽必烈还赐给八思巴“优礼僧人令旨”，表示自己和察必已皈依藏传佛教，并尊八思巴为上师，特别强调对八思巴及萨迦派所在后藏地区寺院僧人的政治保护。
这就意味着忽必烈与八思巴初步结成了施主与福田的关系。
《佛祖历代通载》云：“世祖皇帝潜龙时，出征西国，好生为任，迷径遇僧，开途受记。
由是光宅天下，统御万邦，大弘密乘，尊隆三宝”，讲的就是这段皈依藏传佛教的过程。
1255年，八思巴在河州(今甘肃临夏)受扎巴僧哥等高僧的比丘戒，正式成了喇嘛僧人。
然后，追随忽必烈抵达开平藩府。
二、开平佛道辩论1258年，八思巴在开平参与了前述佛道辩论，而且表现活跃，对忽必烈公开袒护佛教和佛教压倒道教，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当道士们携带大量史书进入辩论会场，企
八思巴首先发问：“此是何书?”道士答：“前代帝王之书。
”忽必烈插话：“汝今持论教法，何用攀援前代帝王?”八思巴云：“我天竺亦有此书，汝闻之乎?”道士回答：“未也。
”八思巴言：“我为汝说，天竺频婆罗王赞佛曰：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
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
当其说是语时，老子安在?”道士无言以对。
八思巴继续说：“汝史记有化胡之说否?”道士答曰：“无。
”八思巴又问：“老子所传何经?”道士答：“道德经。
”继续问：“此外更有何经?”回答：“无。
”八思巴接着问：“道德经中有化胡事否?”回答：“无。
八思巴最后雄辩地总结：“史记中既无，道德经中又无，其为伪妄明矣!”道士理屈词穷，败下阵来。
开平辩论中佛僧获胜和八思巴的出色表演，无疑加深了忽必烈对佛教(尤其是吐蕃喇嘛教)及八思巴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汗位，立刻尊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
此时，八思巴的国师尊号及职司，大抵与那摩国师相同。
但“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的词句，已包含了藏传佛教及八思巴凌驾于汉地佛教之上的意思。
至元七年(1270年)，忽必烈又加封八思巴为“普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护持国政，精通五明班智达八思巴帝师”，又号大宝法王，还将西夏甲郭王拍玉印改制为六稜玉印，赐予八思巴。
三、创造蒙古字八思巴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奉忽必烈之命，创制蒙古新字，俗称八思巴字或“国字“。
成吉思汗建国后，使用的是塔塔统阿以畏兀儿字书写蒙古语的畏兀儿体蒙古文。
被征服区域则仍使用汉文和波斯文等。
忽必烈对借用畏兀儿字而成的畏尤儿体蒙古文不太满意，非常希望能够创制一种代表大元帝国的新文字。
经过一段努力，八思巴果真创造了一种新文字。
八思巴字参照藏文设计出四十一个拼音字母，主要以谐声为宗，藉“韵关之法”和“语韵之法”，汇成新蒙古语千余条。
还可以音译汉文、波斯文等其它文字，比起畏兀儿体蒙古文，又有拼音准确等优点。
在当时来说，确实是对元朝多民族统一国家内“顺言达事”和语言交流的一种便利。
至元六年(1269年)，忽必烈以诏书将八思巴字颁行天下，要求“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
忽必烈对推广八思巴字，可谓非常热心，不遗余力。
至元六年七月，他下令设立诸路蒙古字学，翌年四月又设路蒙古字学教授，专门负责八思巴字的教学训练。
至元八年(1271年)，又以圣旨条画完善有关制度：增设诸王位下及蒙古千户处蒙古字学教授，特意规定各路蒙古字学生徒25-30人的数额及免除差役的优待，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等衙门奏目和行移公文事目均须用八思巴字标写，印信和铺马札子也一概用八思巴字。
“上则王言制命，纶練涣汗，符章篆刻，下而官府案牍之防闲，丝缕斗升之出纳，政刑兵戎之调发，悉用其字书”。
各衙门亦令熟悉八思巴字人员充当必阁赤，随朝怯薛中当值的必阁赤限一百日内学会八思巴字。
平定南宋后，忽必烈又进一步把蒙古字学推广到江南地区，江南各路仿北方设蒙古字学教授，江浙、江西、湖广等行省又各设蒙古提举学校官二员。
直到世祖朝后期，忽必烈仍然不断重申和强调：各处文书必须广泛使用八思巴字，各路和各按察司官员要负责监督实施，各路教授、各衙门必阇赤和翰林院须具体负责八思巴字教学。
元人张昱诗曰：八克思巴释之雄，字出天人惭妙工。
龙沙劈鬒鬼夜哭，蒙古尽归文法中。
南宋遗民郑思肖曾无可奈何地说：“愿充虏吏，皆习蒙古书，南人率习其字，括以四十八字母，凡平、上、去、入声，同一音之字，并通以一字摄，一字十数用”。
郑思肖是站在攻击元政权的立场上发此议论的。
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八思巴蒙古字在江南流传颇广的事实。
八思巴字的创制和推广，是忽必烈在文化上的一大建树，面这一建树又是八思巴以帝师身份辅助忽必烈完成的。
忽必烈是八思巴字的倡导者和推行者，八思巴则是这一新文字的具体创制者。
四、为忽必烈及皇后灌顶八思巴还为忽必烈和察必皇后举行了灌顶的神秘宗教仪式。
灌顶为密宗(包括藏传佛教)所独有，凡皈依入门者，须由师父以水灌洒头顶。
萨迦派的灌顶，特称为吉祥金刚喜灌顶。
接受灌顶的，首先是察必皇后。
灌顶后，察必皇后对此密法十分信仰。
依照帝师八思巴的指点，察必皇后取下自己最珍爱之物——陪嫁所携的耳环大珍珠，双手奉献。
察必皇后又劝说忽必烈接受灌顶。
当忽必烈主动向八思巴提出灌顶请求时，八思巴要求他遵守上师坐上手、以身体礼拜、悉听上师之教，不违上师意愿等法誓。
经双方妥协，忽必烈只答应：听法或人少时，上师坐上手；
皇子驸马官员百姓聚会时，皇帝坐上手；
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不与上师商量不下诏书，其余大小事上师不必过问。
八思巴则仅授其近事修灌顶三次。
作为对灌顶的回报和供养，忽必烈第一次奉献给八思巴吐蕃十三万户，第二次奉献吐蕃三区，第三次依照八思巴法旨，废除了汉地以人填河的野蛮做法。
灌顶，象征着忽必烈和察必完全皈依了藏传佛教，而且与八思巴间建起了“师尊与弟子”的宗教关系。
由于这种关系和忽必烈的大元皇帝权威有所冲突，双方分别作了妥协和让步。
由此，藏传佛教“掀天官府”的赫然权势及帝师“皇天之下，一人之上”的地位，初步确定下来。
皈依藏传佛教之后，忽必烈信奉十分虔诚。
他曾经命令僧人以黄金为泥，缮写《大藏经》一-部，贮以七宝珐琅函，希冀流传万世。
史载，此次写经耗费黄金三千二百四十四两。
又命令印制《大藏经》三十六部，遣使分赐外邦他国。
据说，当时皇宫大内皆以真言梵字广加装饰，以示坐卧住行不离佛法。
忽必烈本人处理国家大事之余，常常“持数珠而课诵”。
忽必烈多次颁布圣旨，保护天下寺院僧徒的利益，免除僧徒的“田产二税”等一切差发，令他们专心佛事。
一位宰臣进奏：欲以天下僧尼一例同民。
忽必烈诘问道：“民籍若干?府库若干?”宰臣回答：“不知。
”忽必烈斥责道：“辅相治道，固宜用心。
此乃不理，而急于准菜俊馅之僧人。
”结果，忽必烈命令该宰臣修补寺院，以示惩罚。
后来，权相阿合马也曾上奏：“天下僧尼颇多混滥，精通佛法，可允为僧。
无知无闻，宜令例俗。
”国师胆巴奏曰：“多人祝寿好，多人生怒好。
”忽必烈最终也以“多人祝寿好”否定了阿合马拣汰僧尼的提议。
据藏文史书记载，忽必烈多次向八思巴咨询有关朝廷政事的意见。
五、忽必烈的政治顾问一次，忽必烈问：“从前在成吉思汗收服广大国土之时和我整治安定国土之时出过大力气的蒙古军士们，如今财用不足，可有什么办法增加他们的财物?”八思巴回答：“陛下可出御库中的钱财，点查军士及怯薛之数目，赏赐给足够数年衣食生活之物品。
”忽必烈依其计行事，赏赐之物品果然足够使用。
又一次，忽必烈询问：“现今财用不足，蒙古地方的南面，有叫做蛮子的国王，其治下百姓富庶。
我朝若派兵攻取，依靠佛法的气力，能否攻克?”八思巴答复：“现今陛下身前尚无能建此功业之人，故不宜骤行，我将访查之。
”不久，他极力举荐伯颜担任平定南宋的统帅，被忽必烈采纳，最终成就了南北统一的大业。
八思巴还特意命令尼泊尔工匠阿尼哥在大都以南的涿州修建一座神殿，殿内塑有面朝南宋方向的密宗护法神摩可葛刺的神像，还亲自为神像开光。
又命胆巴国师前往该神殿修法，保佑元军平定南宋成功。
与汉地儒学说教相比，八思巴以佛法辅助忽必烈，既带神秘又替其实际功业服务。
难怪忽必烈对他崇敬信赖有加。
作为帝师，八思巴还有义务为忽必烈及皇后、皇子讲经说法，祈福祝寿，广做佛事，佑国护民。
八思巴曾向太子真金讲解佛学教义，后来汇集成有名的《彰所知论》一书。
至元六年(1269年)十二月，八思巴奉忽必烈的旨意，率喇嘛僧人在太庙作佛事七昼夜、太庙祭祀列祖列宗，本为汉地王朝的礼制，且有一整套完整的规则。
以喇嘛僧作佛事荐于太庙，亘古未有，实为忽必烈和八思巴二人所“新创”。
在汉人看来，这似乎是对传统太庙礼制的一种亵渎。
对忽必烈来说，则是将汉地太庙祭祖礼制和喇嘛作佛事相混合而为我所用的尝试，既然二者都可为我祈祝福祉，混而用之，又有何妨?在太庙祭祀等事上，八思巴的确充任了忽必烈挑战汉地礼法的帮手。
翌年，八思巴还开始在大都大明殿御座之上设置白伞盖，并举行迎送伞盖的“游皇城”仪式。
伞盖用白色素雅的锦缎制成，又以泥金书梵字于伞上，意为“镇伏邪魔，护安国刹”。
后来，还形成年年照例举行的“世祖之故典”。
每年二月十五日都要举行大明殿启建白伞盖佛事。
十四日，帝师率领喇嘛僧五百，先在大明殿建佛事，十五日，恭请伞盖于御座，奉置宝舆之上。
诸仪卫队仗列于殿前，诸色官民社直和寺院坛僧众相向列于富城南墙崇天门外，导引迎接伞盖出宫。
到达庆寿寺后，以素食餐迎送队伍，餐罢起行，从西宫门外墙太液池南岸，北上人宫城北墙厚载门，经宫城东墙东华门内，过中部的延春门面西，忽必烈和皇后、嫔妃、公主则登临玉德殿门外搭建的金脊吾殿彩楼上观览。
待仪仗社直队伍将伞盖送回大明殿，重新恭敬置于御座之上。
此时，帝师率喇嘛僧众再次作佛事，到十六日才停止。
由于这种仪式动用数千名官兵僧俗充任诸色仪仗社直，迎引伞盖，周游皇城之内，故有“游皇城”之称。
其用意在于为芸芸众生“被除不祥，导迎福祉”。
据说，此种仪式在皇帝夏季巡上都时也要照例举行。
此外，忽必烈应八思巴的请求，在崇天门之右置金轮一个，支撑金轮的铁柱高数丈，下有铁索四条系之。
此种设置的意思是：金转轮王统制四海。
大明殿置白伞盏、游皇城、城西迎佛以及崇天门右置金轮等，给忽必烈皇宫陈设仪制和大都、上都官民岁时习俗，深深地打下了藏传佛教的印痕。
帝师喇嘛们为忽必烈和皇室做佛事，往往能获得巨额赏赐，耗费大量钱财。
八思巴为忽必烈灌顶后，忽必烈曾赏赐他黄金、珍珠袈裟、经典、大、僧帽、靴子、坐垫、黄金宝座、伞盖、盘、碗、骆驼、骡子、全副金鞍等。
一次，忽必烈问八思巴：“施食至少，何能普济无量幽其?”八思巴回答：“佛法真言力，犹如饮马珠”。
据统计，忽必烈一朝，醮祠佛事次数，合计已达102次。
有些喇嘛佛事坐静还在皇宮大殿或寝殿举行。
忽必烈还在帝师喇嘛们的怂恿下修建了一批藏传佛教寺庙。
一次，忽必烈问八思巴：“修寺建塔有何功德?”八思巴答曰：“福荫大千。
”忽必烈听其言而行。
自吐蕃朵思麻的胆巴国师被八思巴推荐给忽必烈后，留侍御前。
一次，怀孟路遭严重旱灾，胆巴奉忽必烈之命祷告求雨，于是很快下起雨来。
又曾经念咒语变食物于水池内，果真奇花异果、上尊美酒接连涌出水面。
忽必烈着罢，甚为惊喜。
不能否认，胆巴等喇嘛法术咒语的奇妙功力，也是导致忽必烈对藏传佛教感兴趣并信奉皈依的重要原因。
八思巴死后，亦怜真、答耳麻八剌刺吉塔、亦摄思连真、乞刺斯八斡节儿等相继担任忽必烈的帝师。
忽必烈感到他与帝师、国师之间的语言障碍，妨碍了双方的交流，于是特意命令通晓天竺教和诸国语言的畏吾儿人迦鲁纳答思随国师学习藏传佛教法及吐蕃语言。
学成后，忽必烈又命令他以畏吾儿体蒙古文译写吐蕃等经论雕版印刷，分赐诸王大臣。
此举对忽必烈子孙和蒙古贵族官僚皈依笃信藏传佛教，影响深远。
（正文完）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

参考：
因为他俩也算是患难之交，在失意的时候走到一起的。
南宋淳祐七年（1247，蒙定宗贵由二年），吐蕃的佛教领袖萨迦班智达和蒙古皇子阔端在凉州会晤，标志着西藏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
萨班带领着萨迦派走出统领吐蕃的第一步，但并不是说他们就真的君临卫藏，毕竟其他教派的势力还是不容忽视的，看到萨迦派的得意，相信直贡噶举的札巴迥乃会后悔自己当初的退宿。
因为萨迦派与蒙古人的合作，为他们的教派带来荣光，其他教派纷纷效仿，去各自寻找势力去投靠，来扩大自己的势力。
随着蒙古汗国的政局动荡，西藏的局势也随之波动，定宗贵由汗去世，蒙古嫡系为了争夺汗位大打出手，最后由拖雷系的蒙哥胜出成为新的大汗，窝阔台系除了阔端这一支，基本是团灭（暂时的），阔端系也从昔日的皇子、皇弟成了旁系宗亲，萨迦派自然跟着成了冷灶，正逢萨班去世，萨迦派的处境顿时变的困难起来。
之前紧抱忽必烈大腿的直贡噶举，因为势力最强大，被蒙哥汗留在自己名下，成为西藏新的统辖者，开始迎接属于直贡派的辉煌和荣耀。
止贡派的行政长官翻起和萨迦派的旧账，在萨迦派的法苑里跑马，在大铜锅中贮水饮马，还拆毁萨迦寺舍改为街市，使两派之间的隔阂更深。
被止贡派凌辱大受刺激的萨迦派，因为直属阔端系而失去经营西藏地方大权的领袖地位，就在此危难之时，十七岁的八思巴挺身而出，接任萨迦法王，带领萨迦派去迎接复杂而艰难的局面。
蒙哥汗把漠南汉地和吐蕃地区的经营权授给皇弟忽必烈，忽必烈看噶玛噶举势力挺大的，就传召噶玛拔希会晤，希望建立起关系，但是，心高气傲的噶玛拔希看不上忽必烈，转头去抱蒙哥汗的大腿去了，去和林觐见蒙哥汗，在那里受到蒙哥汗和阿里不哥的宠信。
蒙哥汗赏赐金印给噶玛拔希，封为国师，还赏赐他一顶金边黑色的僧帽，这也是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的由来。
受到噶玛噶举派噶玛拔希冷落的忽必烈又把目光投向萨迦派的八思巴，年轻的八思巴面对忽必烈的召唤，欣然领命前去六盘山和忽必烈会晤，并成为忽必烈的宗教老师，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坚定的选择和忽必烈站在一起没有离开过。
不管是在蒙哥汗支持下的止贡派和噶玛噶举派，还是投靠忽必烈的萨迦派，谁也没有预料到，蒙哥汗居然死在南征的战场上，南宋景定元年（1260，忽必烈中统元年），忽必烈在开平继位，他的弟弟阿里不哥也在和林继位，兄弟俩展开了汗位之争。
当年十二月，忽必烈就封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统领天下释教兼管西藏地方事务，八思巴的弟弟恰那多吉被封为白兰王，尚墨卡顿公主（阔端女）。
西藏的各教派势力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到蒙古皇室这场内讧中，萨迦派和蔡巴噶举支持忽必烈，两派曾经对阎罗王举行祈请差遣鬼神勾摄阿里不哥魂魄的仪式，而止贡派和噶玛噶举派则支持阿里不哥，对忽必烈是仇视的。
结果我们都知道，是忽必烈打赢了内战取得胜利，站队站错的噶玛拔希被忽必烈囚禁，一直到至元元年（1264）才被释放，他的两个弟子也被处死，噶玛噶举派遭受打压，直到元末才翻过来身。
直贡噶举也失去对西藏地方的领导权，不得不蛰伏起来。
八思巴则陪着忽必烈站在胜利的顶端，再次被忽必烈任命为管理西藏地方事务的领导，享受萨迦派重新获得的荣光，真正站在卫藏的权利巅峰。
就是这样。

参考：
忽必烈对待藏传佛教的领袖八思巴的做法，是有些不太让人理解的。
蒙哥在派忽必烈远征大理的时候，由于必须从吐蕃的地盘上借道而过，因此，为了让藏人愿意借道，忽必烈拜吐蕃藏传佛教首领八思巴为师，并接受八思巴的剃度。
而且从此后，八思巴就跟随了忽必烈，一直建立了元朝。
而八思巴也被忽必烈尊为国师，藏传佛教由此成了元朝的国教。
（元世祖忽必烈与大元帝师八思巴像）我们知道，蒙古帝国军队出征，一向是横扫千军。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比如他们在准备发动第一次西征的时候，由于和征讨的花剌子模之间，隔着一个西辽。
他们并没有好好地和西辽谈判借道的事情，而是直接就把西辽给灭了，划入蒙古的地盘。
再比如蒙古借道南宋四川，准备夹攻金国。
本来是借道，但是蒙古对南宋却很不客气，要求南宋要给他们提供粮食。
由于南宋四川军官生气地把蒙古使者杀掉，结果蒙古一怒之下，攻破了南宋四川四十多座城寨。
最终南宋求饶，表示愿意提供粮食，蒙古军队才作罢。
还有，蒙古人要攻打金国，或者攻打花剌子模，要求西夏提供粮食等一应物资，并出兵帮助自己打仗。
西夏有些迟疑，蒙古就多次攻入西夏境内，打得西夏只好改口答应。
总之，在蒙古帝国的征伐历史上，就算是借道，就算是请求别人做什么事情，其态度和方式都是很霸道的，无一例外。
既然如此，蒙古通过吐蕃之地，进攻大理，忽必烈为什么不采用蒙古人惯有的方式，通过强打让吐蕃不得不服从，而是要低三下四地拜在八思巴门下，当人家的徒弟呢？
（蒙哥大汗）这件事有客观原因。
当时，蒙哥大汗准备对南宋进行大包围，通过大包围的方式，吞掉南宋。
这是他们在攻打金国的时候积累的经验。
当年蒙古就是通过借道南宋，直插到金国的大后方，突入金国境内，然后南北夹击，最终灭掉金国的。
蒙古人打南宋，也准备采用这种方式。
他们想先灭掉大理，然后再以大理为跳板，南北夹攻南宋。
蒙哥大汗虽然派忽必烈去做这件事，但是，他给忽必烈的军队并不是很多。
因为很大一部分军队，蒙哥派给旭烈兀了，让旭烈兀去发动第三次西征，攻打西亚。
同时，蒙哥还得发动从北向南的军事行动，在北方牵制南宋的兵力。
因此，忽必烈实际上带去进攻南宋的军队，数量是非常有限的。
如果忽必烈在通过吐蕃时，一味强打，必然会受到很大的阻力，必然需要增加兵力，这些，蒙哥大汗都是不可能给他的。
再说了，如果这样强打，必然要打草惊蛇，引起大理乃至南宋的极大注意。
南宋很可能就会出兵帮助大理抵御蒙古，避免蒙古占领大理后，对自己构成威胁。
那样的话，忽必烈打大理，就显得很困难了。
除了客观原因以外，在这场军事行动中，主观原因也是很大的。
（忽必烈画像）忽必烈之所以这样做，其实与忽必烈这
可以说，在整个蒙古帝国史上，忽必烈是最不像蒙古人的蒙古人。
他之所以最不像蒙古人，是因为他从小身边就网罗了一大帮汉人谋士，包括姚枢、郝经、廉希宪等人。
这些人对忽必烈的影响是相当大的，这也就造成了忽必烈的做事方法，与其他蒙古人不一样。
他在对外问题上，不是采用一味的强打硬过，而是很讲策略。
因此，他在对待吐蕃的问题上，手段相当柔和，“以德服人”“以礼服人”“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些思想，都是忽必烈受到汉人巨大影响的表现。
忽必烈除了受汉人思想的影响外，他拜八思巴为师，还有更深层的用意。
忽必烈是一个从小就有雄才大略的人。
不过，他只是拖雷的次子，本身是没有资格继承汗位的。
如果想要有一番作为，就只有创建一片自己的天地。
由于他的封地在南方，因此，他把南方作为自己的发展方向。
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会网罗一大帮汉人知识分子在身边当幕僚的原因。
他必须要学习汉人的文化，了解汉人的思维方式，才能在南方建立强大的基础。
但就算在南方建立了强大的基础，忽必烈要能在蒙古本土具有地位，他还必须征服蒙古贵族们。
而用宗教征服，就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
蒙古本土的宗教是萨满教，不过，随着蒙古人的南征北战，蒙古后人们的信仰已经多了起来。
比如成吉思汗就很重视道教，给予道教首领丘处机很高的地位。
别儿哥信奉的是伊斯兰教，旭烈兀逐信奉的是基督教。
总之，由于信仰的不同，因此可以建立自己强大的基础。
而忽必烈正是希望通过信奉佛教，提高八思巴在蒙古的地位，从而建立自己强大的舆论基础。
也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忽必烈与八思巴结合在一起。
而最终两人都实现了双赢。
吐蕃不仅被收归元朝，八思巴也成为了蒙古的国师，其教派成为国教。
（参考资料：《元史》《蒙古秘史》等）
参考：
说起八思巴，可能很多人并不了解，可实际上这个来自青藏高原的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得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赏识，成为了元朝的帝师。
在西藏的历史上，八思巴举足轻重，他是忽必烈的老师，也是藏文化的有力传播者。
在藏语之中，“八思巴”的意思是圣者，根据记载，八思巴在三岁的时候就能口诵经卷，七岁的时候诵经数十万言，十三岁参加凉州会盟，二十岁就被忽必烈尊为上师。
纵观八思巴的人生，的的确确堪称是传奇，而忽必烈对八思巴的信任，仿若与生俱来，只不过更多的话，还是因为后续忽必烈与八思巴不断进行深入交流，八思巴以行动换取的信任。
八思巴是西藏史上的著名高僧，其出身高贵，乃是昆氏家族的子弟，这个兴起于公元八世纪的家族，在1073年创建了萨迦寺，同时创建了萨迦派。
历经两百多年，萨迦派成为了西藏极其有分量与影响力的教派。
在公元1235年的时候，八思巴出生，他是家里的长子，但他出生的时候，其父亲已经年过半百，对于这个老来子，其父亲索南坚赞更加疼爱。
传说之中，八思巴乃是高僧萨顿日巴转世，因此天赋异禀，从小就是个神童。
跟很多著名人物一样，八思巴的成长过程也是充满了奇幻色彩，大致上就是那些在年纪小的时候做出了很多根本不是这个年纪能做到的事情，因此八思巴才被称作是神迹。
而就在八思巴逐渐长大的时候，来自于草原的蒙古铁骑在中原横扫，除了南宋之外，青藏高原也并没有能够置身事外，公元1239年的时候，蒙古的矛头就指向了西藏。
窝阔台派自己的儿子带兵入藏，而当时西藏派去与蒙古谈判的人，就是八思巴的伯父，也就是萨迦派主教萨迦班智达。
1244年的时候，蒙古方面写信
萨迦班智达知道这是鸿门宴，但不去也不行，他也不得不去，不过萨迦班智达也有自己的私心考虑，那就是借助蒙古的势力，让萨迦派成为西藏的绝对主导。
前去会盟的时候，萨迦班智达带上了自己的两个侄儿，其中就有八思巴，经过两年多的跋涉才到达凉州，这也促成了西藏最终平安入附，而这也成了八思巴的人生转折。
在萨迦班智达的努力之下，西藏成功入附，因此蒙古方面对于萨迦班智达非常看重，除此之外在凉州的时候，萨迦班智达治好了阔端的疾病，这让阔端对其非常礼遇。
最后，萨迦班智达的侄儿恰那多吉迎娶了阔端的女儿，进行了蒙藏联姻。
1251年萨迦班智达圆寂以后，年近十七岁的八思巴成为萨迦派的教主，两年后，率军抵达六盘水的忽必烈，召见了八思巴。
两人相谈甚欢，而在忽必烈的妻子察必王妃的促成之下，忽必烈对于年轻有为而且对治藏大有裨益的八思巴非常器重，请求八思巴为其进行灌顶仪式。
虽然当时的八思巴非常年轻，可不是寻常的年轻人，他已是藏教萨迦派的教主，在西藏的地位实在不言而喻，这样一个年轻有为的人，对于元朝管理西藏，是非常重要的。
忽必烈请八思巴进行灌顶仪式的时候，八思巴要求：受灌顶之后，上师坐上座，不仅要以身体礼拜，而且要听从上师之言语，不违上师之心愿。
原本，忽必烈的断然不肯的，但察必王妃劝说：“在人不多的时候可以如此，但若是朝臣等全都在的话，那么坐上座的自然还是汗王。
”最终，忽必烈听从了八思巴的要求，而成为上师的八思巴，地位更加超然。
人都是要靠接触与交流的，八思巴之后长期追随忽必烈，帮助其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而忽必烈成功夺位，建立元王朝之后，当即册封八思巴为国师，统领释教。
忽必烈刚开始的时候，对八思巴当然算不上是完全信任，毕竟八思巴再怎么有才，那也是外人不是自己的心腹，可随着时间推移与交流深入，忽必烈才愈发信任八思巴。
元朝建立初期，八思巴颁布法旨，让西藏各地全力配合，帮助朝廷建立了驿站通道，而忽必烈迁都大都以后，设置的总制院，也交给了八思巴管理。
公元1276年，八思巴由皇太子真金护送回到萨迦担任法王，并统领十三万户，萨迦派正式成为了整个西藏的主导者。
而八思巴除了将藏文化带到中原，也将大量蒙古、汉文化带到了高原之上。
另外，八思巴也创立了新的蒙古文字，只不过这一套八思巴蒙古文实在太难，并没有使用多久就被废弃了，而八思巴在1270年，成为了蒙古的帝师。
公元1280年的时候八思巴圆寂，享年只有四十六岁，追谥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

参考：
八思巴的萨迦派在藏具统治地位，忽必烈与八思巴互为需要互相支持。

参考：
八思巴为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世师祖、学者，被元世祖忽必烈尊为元朝第一任帝师。
忽必烈与八思巴关系非比寻常，二人既有宗教、政治上的关系，亦可算是小“忘年交”（忽必烈年长二十岁）。
政治上，八思巴是忽必烈的追随者；
宗教上，忽必烈是八思巴的尊崇者。
由于八思巴在吐蕃宗教界的影响和同元廷尤其是与忽必烈的特殊关系，忽必烈尊八思巴为帝师并统领吐蕃，是必然的选择。
（元世祖与帝师八思巴）八思巴（1235～1280）本名罗古罗思坚藏，法名洛卓绛称伯让波（智幛吉祥贤），吐蕃萨斯伽（今西藏萨迦）人。
1235年（一说1239）八思巴出生于款氏贵族之家，其伯父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萨班）为萨迦派四世祖师。
八思巴堪称“神童”，聪慧颖悟，博闻强记，七岁即能背诵经文数十万言，且能通其大义，国人号之“圣童”，故尊称“八思巴”。
吐蕃是一个宗教势力统治的地区。
自十一世纪后，藏传佛教形成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等较大派别。
而作为吐蕃僧俗代表之一的萨迦派，首先与蒙古国上层建立了政治联系。
萨迦派四世祖师萨班应蒙古西北大帅阔端（元太宗窝阔台次子）
萨班受邀前来是同阔端商讨吐蕃归顺蒙古事宜。
萨班为阔端讲经说法，治病禳灾同时，更重要的是商谈吐蕃归附蒙古问题。
萨班受到皇子礼遇，使他确信依靠蒙古贵族将有利于萨迦派的发展，因而此时萨班已经代表吐蕃各派势力同蒙古贵族进行了谈判，并决定吐蕃归附蒙古。
条件是蒙古国在吐蕃登记造册、征收赋税、任命蒙古官员监治，但吐蕃各派僧俗人士仍须继续任职，从而确定了蒙古国依靠萨迦派控制吐蕃的方针。
蒙、吐凉州之盟成。
1247年吐蕃正式归于中国版
蒙古国设置吐蕃等处、吐蕃等路、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隶属中央总制院（后改宣政院）1251年八月，蒙哥（元睿宗拖雷嫡长子）当选为蒙古大汗，命胞弟忽必烈总治漠南军国事。
此时萨班归降蒙古的决定并没有得到全体吐蕃上层人士的认可，甘、青和川西的一些部落也还未完全归附，吐蕃一些教派上层也进行抵制。
蒙哥汗遂利用萨迦派上层与阔端的关系继续对各派上层进行招抚劝降活动。
没多久，促成吐蕃和平归顺蒙古的两位大功臣阔端与萨班相继去世。
十七岁的八思巴继任萨迦派法主，成为第五世师祖，并开始了同忽必烈的亲密合作。
（元世祖塑像）1252年夏，忽必烈受命征云南，驻军于六盘山，遣使迎请八思巴。
翌年，八思巴谒见忽必烈于六盘山驻地，忽必烈“与语大悦，日见亲礼”，尊崇有加。
忽必烈与八思巴结成施主和福田的关系。
这是二人第一次会晤，对八思巴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为萨迦派与元朝统治者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忽必烈的南征的战略意
为顺利通过藏区，忽必烈急需得到几位威望高、影响大的吐蕃宗教上层人士的大力协助，于是他
1253年冬，八思巴应邀来到忽必烈军营，向其介绍吐蕃的历史、宗教情况。
忽必烈在王妃察必的鼓励下接受佛教，并接受了萨迦派的密法灌顶，与八思巴结成了施主与上师的关系。
而噶玛拔希却迟迟未到；
后又因政治站队失误，受到忽必烈的惩罚，从而失去了依靠最高统治者发展本派势力的机会。
八思巴遂成为忽必烈身边唯一重要的吐蕃宗教和政治势力的代表，是忽必烈所必须依靠的政治合作者。
当忽必烈攻破大理自云南北返时，八思巴再一次来到大营会见其施主，并追随忽必烈到达汉地。
忽必烈对年轻的萨迦派教主八思巴远道来投，十分高兴且重视，颁给其一道“藏文诏书”，肯定八思巴作为自己宗教上师的地位，重申自己皈依佛法、担任佛教的施主之忱。
八思巴政治上追随忽必烈是其正确的选择，二人间的政治、宗教关系遂益加紧密。
1255年新年，八思巴向忽必烈敬献“新年吉祥祝辞”，称忽必烈为“尊胜人主”，祝愿他“胜于各方”。
至此忽必烈与八思巴之间特殊的宗教与政治关系正式确立。
1257年初，忽必烈与蒙哥汗亲兄弟间的矛盾公开化（蒙哥汗猜疑忽必烈有“篡位”意向），被解除兵权并接受调查，处境困难。
为了趋吉避凶，他急需宗教保佑。
孤危之时，八思巴出手以宗教方式竭诚相助，成为忽必烈的精神支柱。
不久，蒙哥汗与忽必烈亲兄弟二人冰释前嫌，重归于好。
忽必烈处境改善，对八思巴既感谢又敬重，二人关系更进一层。
1258年春夏，忽必烈受蒙哥汗之托，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后为元上都）主持释、道两教关于《老子化胡经》真伪的辩论大会。
这是一场“汇集了当时大半个中国的释、道、儒三家精英的学术大会”。
八思巴参与辩论，他以其广博的知识、雄辩的口才战胜辩论对手，道士词穷服输。
这次辩论大会，使忽必烈对八思巴益加器重尊敬，并对其本人尊崇佛教产生重大影响。
自1254～1260年间，八思巴多数时间在忽必烈军营或王府。
八思巴研习修持佛教理论，并为忽必烈及其诸妃、诸子祈福禳灾，关系十分密切融洽。
当蒙哥汗于1259年逝世、忽必烈自湖北前线返回燕京准备争夺大汗位时，八思巴也及时自开平赶到燕京。
很显然，八思巴是忽必烈争夺蒙古最高统治权的支持者之一。
1260年三月，忽必烈于开平府即大汗位，是为元世祖。
1271年十一月，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始称元朝。
元世祖尊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统释教”，成为天下释教（佛教）的领袖。
（八思巴文统领释教大元国师）1264年，八思巴领总制院，统辖释教僧徒及吐蕃地区军政事务。
八思巴返回乌斯藏，设置宣慰司等衙门，一切安排妥当后，复返回中都（元世祖升燕京为国都）。
1269年，八思巴受元世祖之命完成了以藏文字为基础的蒙古新字（后人称八思巴字）的创制，元世祖正式下诏颁行。
1270年，元世祖再次请求八思巴为其作喜金刚密法灌顶，并授其帝师玉印，封其为“皇天之下，大地之上，梵天佛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护持国政，五明班智达帝师”，升号“大宝法王”。
1274年，八思巴请求西归吐蕃，元世祖挽留不住，只得允准，遂以其弟亦怜真（恰那多吉）继为帝师。
八思巴遂返回萨斯迦，主持吐蕃僧俗军政事务；
会晤卫藏僧俗领袖，消除不同意见巩固地方行政体制及萨迦派的地位。
作为皇帝从吐蕃请来的最高级喇嘛～帝师，代表佛教保佑皇帝，为皇室作各种名目的佛事，如祝延圣寿、禳灾祛难、祈祷国泰民安等。
帝师是皇帝和皇室成员的老师与精神支柱，亦是全国佛教僧人之领袖，其地位在诸王之上。
帝师至京师，须用“半朝銮驾”（皇帝出行仪仗之半）为前导，百官郊迎，其派头排场仅次于皇帝。
忽必烈之所以信任八思巴，尊其为帝师，主要是政治上的需要。
政治上，八思巴依附忽必烈，贵为国师，并使萨迦派得以发展；
忽必烈则须依靠八思巴及其萨迦派并团结吐蕃宗教上层统治吐蕃。
二人可谓相得益彰，八思巴借助忽必烈尊崇而为释教领袖，而忽必烈则得到一位足资信任的政治合作者，作为朝廷统治吐蕃的代理人。
八思巴同蒙元的关系非常密切，与忽必烈的关系更非同一般。
八思巴人品好，才学高，佛学造诣深湛，甚得忽必烈器重，二人私人感情甚厚，是挚友。
在宗教上，二人结成施主与福田、上师的关系。
因此在决定国师人选上，忽必烈选中八思巴是必然的。
忽必烈与八思巴之间宗教、政治关系的确立，对元朝统治、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均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八思巴回吐蕃主政六年。
1280年初，大元第一任帝师八思巴于萨斯迦圆寂，年四十六岁。
讣闻传到京师，元世祖哀婉不已，加倍赐赠丧葬费，并赐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
八思巴著有《彰所知论》等书约三十余种。

参考：
元代帝师制说到元世祖忽必烈与藏传佛教萨迦派高僧八思巴的特殊关系，就不能不谈到元朝时所建立的一种独特的僧官制度。
早在窝阔台汗（蒙古大汗，谥元太宗）在位时期，蒙古孛儿只斤氏皇室就已对藏传佛教各教派有所了解。
贵由汗二年（公元1247），宗王阔端写信盛邀萨迦派高僧萨班·贡噶坚赞至凉州相见，萨班活佛的侄儿八思巴随伯父一同前往。
会谈结束不久，西藏（吐蕃）地方僧俗势力在萨班活佛的号召下宣布归顺蒙古宗室，萨迦派因而独受蒙元统治阶层的青睐、倚重。
蒙哥汗三年（1253），当时还是宗王的忽必烈钦慕萨迦高僧八思巴盛名，将他召置麾下，两人朝夕相处，耳濡目染下，忽必烈从大师受佛戒。
元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挫败弟弟阿里不哥的汗位之争，即蒙古大汗位。
同年，设总制院（亦称宣政院），负责管理全国及西藏地区（吐蕃）的佛教事务，并封自幼生长于蒙古汗廷的萨迦派高僧八思巴为国师，命他领总制院事。
至元六年（1269），八思巴在藏文的基础上创立了蒙古新字（八思巴文），忽必烈下令将其颁行全国。
次年，晋升八思巴号为“帝师大宝法王” ，赐玉印。
从此帝师一职的设置伴随元朝兴衰而始终未改。
元朝首任国（帝）师八思巴帝师一职，位高权重，地位尊崇。
《元史》记载：自八思巴之后嗣帝师者，照例领总制院事（后改宣政院），相当于一品官衔，赐玉印。
忽必烈以后元朝历代帝王即位之初，皆从帝师受佛戒。
即位后，要专门对帝师“降诏褒护”。
平日百官上朝，皇帝的御座旁为帝师设有专座。
帝师的号令被称为法旨，通行于天下（蒙元全境）所有佛寺。
帝师生前备受尊敬，死后尽享哀荣。
至元十七年（1280）首任帝师八思巴转世（去世），忽必烈大恸，加封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者沈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
忽必烈还为帝师八思巴在大都（今北京）修建真身舍利塔。
自忽必烈始，帝师在元朝历代统治者的心目中，地位几乎可以与佛祖释迦牟尼相提并论。
忽必烈为何如此信任藏族宗教领袖八思巴？
八思巴很早就奉诏到和林辅佐忽必烈。
两人惺惺相惜，互相扶持，感情自是非同一般。
八思巴既受元世祖忽必烈的尊崇，被其尊为帝（国）师，主要是蒙元统治者开始笃信佛教，还有利用萨迦派高僧八思巴在藏地的巨大影响力夯实蒙古人对该地区的统治基础方面的考虑。
当然，身为帝师，八思巴也对元朝皇帝负有一定责任与义务，故他虽贵为国师，但实质上仍是元王朝中央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
作为宣政院（最早叫总制院）最高负责人，帝师八思巴负责向皇帝举荐该院“居第二者”的宣政院使及
在西藏（吐蕃）地区设3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中的高层官员，如宣慰都使元帅、元帅、万户、千户等，必须经帝师八思巴或宣政院提名，最后由忽必烈任命。
元朝以萨迦本钦统领卫藏地区13万户，忽必烈在位期间，对本钦的任免也必须根据帝师八思巴的推荐与提名。
此外，国师八思巴作为忽必烈在佛教方面的老师，还要负责向忽必烈传授佛法、受戒、以及为他举行灌顶仪式，还要为后妃、 皇子、公主、诸王等宗室成员受戒。
帝师八思巴还统领天下所有僧尼，管理全国佛教事务，要遵照忽必烈的旨意支持佛事、弘扬佛法、 为在位皇帝祈福消灾、视寿延年，为已故诸汗资祈冥福，祈祷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海晏河清。
因为国师承担如此重任，故地位崇高，不可或缺。
但凡遇到帝师因故要暂离大都，皇帝即委任另一人担任此职。
虽为暂代，但也有候补之意。
史载， 至元13年，八思巴奉旨返回卫藏地区，忽必烈即委任其弟仁钦坚赞接任帝师。
至元23年后任帝师达玛巴拉奉旨返藏主持西藏政务，忽必烈又任命八思巴的弟子意希仁钦接替他出任帝师。
帝师对于元王朝的重要性，由此不难想见。
忽必烈为何如此信任藏族宗教领袖八思巴？
应该已有答案了吧 。
【插
在八思巴成为萨迦法王后，其实局势并不是特别的好，相反还危机重重。
但是八思巴在此时很幸运，他有机会第一次接触到了忽必烈。
当时忽必烈召见八思巴，这可是一个改善局势的千古良机。
但是这一次的见面其实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和谐，甚至最后由于八思巴满足不了忽必烈的要求，最后被忽必烈大吼着赶了出去。
但是这一次的会面却给了忽必烈的王妃有一个很好的印象，虽然就事情而言，最后都结局不太愉快，但是八思巴的谈吐，以及风采，不卑不亢的劲头使得忽必烈的王妃夸赞不以。
于是在夜间，王妃也就劝说忽必烈，最后终于缓和了忽必烈心中的气愤。
于是后来在王妃的引导下，他们两个的关系开始越来越近。
忽必烈为什么会信任八思巴，其实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政治原因。
他扶持宗教主要就是为了“因其俗而柔其人”，这对西藏的制度的稳固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重用八思巴其实也是为了一方统治。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八思巴他也在努力的表现着自己的忠心，这是忽必烈任用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还有他学识渊博，也是忽必烈选择他的重要原因之一。

参考：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忽必烈信任八思巴是想通过宗教控制吐蕃，巩固西北边疆的国防。
作为回报，八思巴也借助政治的力量将佛教推广到河西地区。
忽必烈和八思巴是各取所需，互利互惠，他们这种合作模式后来也被蒙古俺答汗和藏传佛教索南嘉措借鉴。
八思巴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是藏族历史上继松赞干布后又一位伟大的领导人。
八思巴是萨迦派领袖萨迦班智达的侄子，自幼聪明过人，8岁时能熟背佛经，9岁时就可以在法会上说法。
世界上任何宗教的崛起都离不开政治的因素，藏传佛教与蒙古统治者产生联系发生在蒙古帝国初期。
窝阔台继位蒙古大汗后，将自己西夏的领地封与三子阔端。
阔端治理河西地区时，就曾
蒙古进攻南宋时，阔端坐镇西路，负责打通西藏至成都的通道，以保障四川战场的侧翼安全。
为了控制西藏，蒙古统治者急需与藏传佛教取得联系。
作为后藏地区的重要教派，萨迦派的首领萨迦班智达被
公元1244年，萨迦班智达带着八思巴前往凉州。
在凉州讲学期间，萨迦班智达对八思巴进行了细心的培养。
1251年，萨迦班智达在凉州圆寂后，17岁的八思巴即成为萨迦派的领袖。
1253年，忽必烈进攻云南大理，蒙古大军需要穿越藏地。
忽必烈遂派人到凉州将年轻的八思巴请到六盘山的行宫。
忽必烈也延续了阔端通过宗教领袖控制西藏的战略，而八思巴也凭借高深的佛法造诣赢得了忽必烈的信任，成为蒙古大力扶持的宗教领袖。
忽必烈先后多次接受八思巴的灌顶，即位后又尊八思巴为“国师”。
1264年，忽必烈设总制院，任命国师八思巴为总制院事，统领全国宗教事务，统辖吐蕃军政和民政。
1265年，八思巴奉命返回萨迦，筹备西藏地方政权。
按照蒙古的万户制，八思巴清查人口，整顿驿道，划分了十三个万户，形成了“国师——总制院——宣慰司——万户府——千户府”的政治结构。
八思巴的一些列举措标志着在元朝的统治下，政教合一的西藏地方政权的正式建立。
忽必烈对八思巴的扶持除了达到了对吐蕃的牢固控制的目的外，对于中原王朝来说，佛教在河西地区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阻止伊斯兰教继续向东扩张的作用。
不过蒙古统治者无限抬高僧人地位的做法在日后也带来了巨大的消极影响。